［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11－0054－10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传递了中央高层应对社会动向的一个意图。这个意图被概括为“两个凡是”的方针，并被认为意在阻止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天安门事件，当时即受到党内外的质疑，后来更受到严厉批评。那么，当时社会出现了什么动向？中央高层的主观意图究竟是什么？“两个凡是”是怎样提出来的？后来的结局如何？许多研究者作过叙述。笔者在阅读相关史料、著述的基础上，也试图通过本文作一个梳理。 一、两难和“两全”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采取强力措施，隔离审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随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对此，史称“粉碎‘四人帮’”。对于新权力核心而言，粉碎“四人帮”绝非没有政治风险。如何避免风险，在主持者看来，关键在于继续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所以中共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或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全集》①，以向世人昭示“继续高举毛主席旗帜”的姿态和决心。 当时，海外的确有一些评论称华国锋和中共实行“非毛化”②，国内亦不乏“右派政变”、“军事政变”的流言③，但总体上说这方面的情势并不严重。粉碎“四人帮”在党内外赢得异常广泛的认同，连华国锋和高层多少都有些始料未及，华国锋当时曾坦承：“有些我们预料到的，有些比我们预料到的还要好”④。 人们在欢庆“四人帮”倾覆的同时，也呼吁重新处理刚刚过去不久的两件大事：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撤职。两件大事都与“四人帮”直接关联，既然“四人帮”已经垮台，颠倒的历史便须再颠倒过来。呼声首先来自党内一些老同志和资深人士，同时也来自民间。抓捕“四人帮”的第三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因为在“批邓”运动中再次遭到批判，挂着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职衔，却已经“靠边站”。叶选宁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代表父亲征询胡耀邦对治理国家的意见。胡耀邦认为当前三件事情最为重要：“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⑤ 抓捕“四人帮”的第十天，即10月16日，李先念打电话给早已被边缘化的陈云，征求对各项工作的意见。18日，陈云致信李先念，除了表示对粉碎“四人帮”的赞成和拥护、提出当前工作的意见以外，还提到了天安门事件：“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⑥ 陈云的这封信是否涉及“批邓”，公开的材料没有显示。胡耀邦、陈云的建言，反映了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士特别是受“文化大革命”冲击的元老的愿望。至于社会上，也是议论纷纷，对解决两件大事充满期待。 一个普遍流行的说法，称华国锋拒绝了来自党内外的呼吁，“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再度复出。其实，华国锋和高层并非不愿解决邓的问题。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虽然都真诚接受和拥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但其中部分人（包括华国锋在内）长期分管政府事务，比较务实，1975年还参与邓小平主持的整顿，甚至比较积极（华国锋本人即是如此），与邓小平有过一段较好的共事关系，同江青等人反倒有些矛盾和摩擦。后来由于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他们也跟着批判，但与“四人帮”不同，内心未必赞成“一棍子打死”。至于叶剑英，1973年和1975年曾三次向毛泽东举荐邓小平，1975年与邓小平联手整顿军队，同邓小平有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批邓”以后，叶亦遭冷遇，彼此是患难之交，因此最早提出了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建议。 问题是，这两件大事虽然都与“四人帮”相关，但都是毛泽东定的案，一旦翻案，不可能不牵连毛泽东。既要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又不能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华国锋和高层面临两难。“反复考虑”的结果，是设想了一个“两全之策”：一方面公开维持“批邓”的口号，另一方面逐步降低“批邓”的声调，暗中为邓的复出做准备，然后正式恢复邓的工作。华国锋后来多次解释：“如果不是首先紧紧抓住对‘四人帮’斗争这个全局，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还没有发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们批邓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乱还没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⑦ 华国锋的判断和考量是否准确，尽可讨论，但透露出来的心思很难说不真诚。 据吴德回忆，1976年10月份，华国锋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⑧ 华宣布的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最高层商议的结果。据熊向晖女儿熊蕾的文章披露，10月31日，叶剑英同她父亲熊向晖谈话，也肯定邓小平是要出来工作的。叶剑英对熊向晖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⑨ 也就是说，粉碎“四人帮”的当月，华国锋和高层已经在考虑邓的问题了。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