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09）12－0105－06 从1935年华北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逐步调整了自己的建国方案，实现了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再到民主共和国的转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并在抗战初期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组织的共产国际发挥了较大的指导作用，以往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建国方案的转变过程论述已较为充分，但对共产国际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则说明不够，笔者试图根据近些年新发现的档案史料，对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互动过程作一探讨。 一、土地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以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实现中国统一 研究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抗战初期建国方案的调整，必须对土地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作一回顾，不然很多问题就无法表述清楚。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举起苏维埃的旗帜，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各地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纷纷建立起来。到1931年10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产生中华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此，中国共产党就以工农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担负起指导和组织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责任，赋予了这个工农共和国以“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和奠定的先声”① 的重大意义。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数次“围剿”，苏区范围不断扩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它在大革命后的革命低潮时期为全国劳苦大众树立了一面胜利的旗帜。这一新生国家政权一诞生就代表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成为工农革命的柱石，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第二，它统一了对全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领导与指挥。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法令，使各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有了共同遵循的章程。第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共产党执掌政权、治国安邦的初步尝试，它不仅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且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 但是，随着日本侵略中国野心的逐步暴露，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越来越上升为主要矛盾。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在中日矛盾逐渐激化的大环境下，工农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显然不能容纳更多的爱国者。这是因为：第一，苏维埃运动的口号，不能适应九一八以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情况下，国内阶级矛盾的地位已经下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第二，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内各阶级的立场也在发生变化，在民族矛盾不明显时不支持革命的阶级、阶层同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大部分都有抗日的要求。包括国民党上层官员在内，思想状态也在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下发生变化。第三，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从本质上来说，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产物，它在建立的时候有其合理成分，但从根本上说，是不适应中国国情的。所以，以上多种因素表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旗帜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但是，直到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用以号召国人的革命目标仍是苏维埃工农共和国。这从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几次会议可以明显地看出来。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沙窝会议上，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任务，是要不断扩大苏区，强调要创造稳固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个根据地“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它的存在，是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取得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②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取得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还没有改变以苏维埃来统一全中国的愿望，还没有提出能够号召最大多数国人的建国建政的目标。 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问题上一直坚持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旗帜，没有作出改变，这是有其原因的。主要是：第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队伍，以蒋介石为首的大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节节上升的情况下，国民党政权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共产党视为心腹大患，不断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即使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长征到达陕北以后，蒋介石仍然在日本大军压境、华北危急、中国危急的情况下，调集重兵继续进攻中共军队。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放弃苏维埃政策，转而提出与国民党政权联合的建国方案。第二，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主张是中共从1927年以来就确定了的建国方案，要实现这个大方针的改变必须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谨慎作出决定。而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来，中共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即告中断，几乎无从了解周围世界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长征到达陕北以后，虽然我党已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成功召开了遵义会议，实现了领导班子的调整，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于全局性、方向性的大政方针的改变，毕竟还是要和共产国际商量决定，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是由斯大林决定的指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方针，对于这个方针的改变需要一个较充分的论证，这个政策还会有一段时间的延续。 但是，毕竟民族危机的严重现实摆在代表了中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面前，毕竟苏维埃工农共和国能够容纳的民众空间是有限的，这个建国方案必须作出调整。这种调整随着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共产国际改变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而顺理成章地得到了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