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9)06-0048-08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之一，“长期以来中外学者、政界和舆论界对义和团的评价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成为20世纪一大历史悬案”①。也许正因为如此，义和团运动成为不同阶级、政治集团借题发挥的工具，被进行着意义迥异的论说。而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论说，乃是其中最具影响的一例。这是因为，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话语分析对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都产生了导向性影响。中国共产党人论说义和团运动的话语基调，最早是由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等一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奠定的。因此，探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义和团运动的论述，深刻剖析其背后的话语系统及其话语策略，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义和团研究领域乃至整个思想学术界的传统话语方式。学界虽有关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论述义和团问题的研究，但从话语分析角度研究的还不多见②，本文试从这一角度试作进一步探讨。 一、四种面相：中共成立前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话语分析 义和团运动发生之后，反应最为强烈的是西方列强和晚清的封疆大吏。虽然他们的目的不同，但都对义和团采取了极其仇视的态度，于是贬斥、诋毁之词不绝于口，呼之为“拳匪”、“拳祸”、“拳乱”。康梁维新派认为义和团是由野蛮派、小说派、闭关振和联俄派这“四种旧党化合所成之新物质也”；断言“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③；曾指责义和团“召怒各国”、“贻害国家”，甚至提出“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的口号。但是，当西方列强借口镇压义和团而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特别是在后党顽固势力向帝国主义投降，义和团运动遭到失败之后，他们又较多地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而对义和团给予一定程度的同情和肯定④。可见，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一方面对于义和团的暴动表示反感，另一方面又对西方列强来华剿团表示反对。他们用改良救国的话语系统对义和团运动进行论说，这种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企图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推行资产阶级改革以实现救亡图存的政治理念。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许多人则肯定义和团的积极作用。1901年，革命派主办的《开智录》发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评论，盛赞义和团“出于爱国之心”，“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⑤。孙中山在批评义和团愚蒙、排外的同时，也从义和团看到了蕴藏在下层群众中的巨大力量，认为这是西方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障碍⑥。革命派对于义和团基本上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体现着他们冀望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救亡图存的政治理念，是基于革命救国的话语系统得出的结论。可见，这一时期义和团被塑造成了各不相同的三种角色：一是扰乱国家正常秩序的暴徒，二是为“旧党”所利用、又被其出卖了的走狗，三是爱国者和功臣。 新文化运动时期，义和团又被“新青年派”定性为传统落后文化角色的象征。“新青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均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义和团是愚昧落后代表的思想。蔡元培在1916年《华工学校讲义》中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⑦在蔡元培看来，义和团运动乃是对于戊戌维新变法的一种反动，显然是一种顽固、落后的象征。李大钊论述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时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⑧，将义和团当成了排斥西方、保守反动的代名词。 “新青年派”中对义和团论说影响较大的是陈独秀。他在《克林德碑》中分析义和团运动发生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道教的画符咒语等迷信邪说，二是佛教的灵魂世界和迷信；三是孔教，尤其《春秋》大义的“尊王攘夷”是“扶清灭洋”的渊源所在；四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在京、津、奉等地盛行，“所以义和拳格外容易流传”；五是“仇视新学妄自尊大之守旧党”⑨。第一、二两条明确指出义和团与封建迷信的渊源关系，第四条反映融入了迷信的戏曲流行，为义和团发展造就了便利条件，第三条和第五条指出了义和团盲目排外的渊源所在。陈独秀是运用“迷信”和“盲目”这两个关键词阐释义和团运动发生原因的。与这两个词语相对的乃是“科学”和“理性”，这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竭力倡导的。以此为标准对事物的是非曲直进行评判，符合的则赞同，相悖的则反对。义和团运动是迷信、守旧的产物，显然与现代科学是背道而驰的。为了提倡科学和理性精神，反对盲目排外和封建迷信，便将义和团当成了批判对象。 陈独秀这篇文章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时。当时，中国民众正陶冶于“万种欢愉”之中，而第一欢愉之声，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来举国蒙羞的‘石头牌坊’，即克林德碑，北京人通称呼石头牌坊，已经拆毁了”⑩。在陈独秀看来，克林德碑是由义和团引起的，如果对“义和团运动”可能再次发生的危险视而不见，那么“此时急忙拆毁这一块克林德碑，岂非多事？”(11)陈独秀指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如果我们要走前一条道路，不希望义和拳再次发生，就“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12)，即从思想深处将那些违背科学与理性的内容彻底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