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9)06-0141-07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把责任全部推在陈独秀头上，其后中共党史界大致按着这个调子批评陈独秀，那是不公平的。后来又认为当时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和监督，陈独秀须听共产国际指挥，因此共产国际应对陈独秀犯错误负主要责任。我觉得以上两种说法都缺少具体分析，缺乏说服力。应该根据当时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功过，才能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的工作作出恰如其分的客观评价。 一、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主要贡献和错误 为便于全面观察问题，首先提纲式列举一下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主要贡献：(1)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帮助；(2)对建立国共合作的帮助；(3)对建立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帮助；(4)对中国北伐的巨大援助；(5)在革命理论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帮助。以上几个方面的贡献，贯穿于从建党到北伐中国革命发展的主要过程和主要方面，体现着中国革命的主流。其贡献是巨大的，成绩是主要的。必须肯定这一基本事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评估这一阶段共产国际在中国所犯的错误。 从建党到大革命，共产国际在中国所犯的错误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中国阶级关系及国共两党的估价存在严重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及其关于中国的文件，都表现出重视资产阶级，轻视工人阶级，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倾向。1927年7月，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说，在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的上海，“却没有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直到现在，工人仍然普遍和农村保持着联系，他们在城市干几年后就回到农村”，认为中国“农民群众对革命完全漠不关心，并且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年初马林在广州见了国民党人援助香港海员罢工的情况，认为“这次强有力的海员罢工和国民党的领导证明民主主义运动同工人阶级组织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还说“国民党与罢工工人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可是，广州的共产主义团体却不同工人阶级联系，也不支持罢工”。马林断言，共产党只有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才有发展前途；否则，“这些小集团开展宣传工作的前景是暗淡的”。1923年1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批示，也认为“中国唯一的重要民族革命组织就是国民党”。说中国工人阶级“尚未从其他阶级中充分分化出来”，还没有“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共产国际和马林都犯了片面化和表面化看问题的错误，只看到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幼小和不足的一面，忽视了它蕴藏着巨大革命积极性和迅速发展的强大生命力的一面；只看到国民党还稍有影响的一面，不了解它软弱和腐朽的一面。总之，只看一时的表面现象，而忽视其本质特点。这样表面化片面化观察中国复杂阶级关系的错误，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 （二）指导国共合作过程中犯了原则性错误 首先，是放弃争取领导权的努力。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在怎样建立和怎样实行合作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和马林都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初稿》中，本来已经指出，共产国际在推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这些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但后来共产国际负责人和马林在中国建立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背离了列宁的指示精神。他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完全服从国民党领袖的意志，要共产党人老老实实到国民党中去学习民族自觉。国共合作实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共产党只是替国民党帮忙。共产国际1923年1月的指示虽然提出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政治特点和“自己的独立组织”，但同时又要求共产党要避免同国民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发生任何矛盾”。在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形式的具体情况下，要求共产党人不能同国民党领导的运动发生任何矛盾，而又要保持共产党的政治特点和独立组织，这完全是一句空话。因为国民党当权派不承认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联盟，不承认其他阶级在国民党内的独立性。共产国际在同年5月的批示中还提出“不用说，领导权必须属于工人阶级政党”的说法，这是一种自然领导权的观点。这种观点曾被彭述之带回国内大肆鼓吹。这也是说空话。从来没有什么自然领导权，领导权完全是靠争取得来的。尤其在党内合作的环境中，无产阶级与共产党不主动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势必会让资产阶级把持领导权。而资产阶级把持了领导权，就是国民党右派控制统一战线，其结果就是取消革命统一战线，取消工农革命运动，那还有什么大革命呢？所以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不提共产党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完全放弃争夺领导权的努力，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过分依赖国民党上层人士。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只团结不斗争是错误的。一战时期共产国际对待国民党基本上是执行一种片面团结的政策。早在国共合作形式之前，越飞为求得孙中山与苏俄联盟，就无原则地同意孙中山的要求，声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的条件”。越飞这一声明，被解释为“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从而给国民党右派提供了反共的借口。建立国共合作时，马林又无原则地同意“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完全是给国民党帮忙。这样就使共产党人在争取独立性的斗争中陷入不利的地位。1926年中山舰事件时鲍罗廷还在莫斯科，4月29日才回到广州。当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来电，主张同右派作坚决斗争并把他们开除出国民党。但鲍罗廷没有按来电的要求去办，而是对蒋介石新右派的进攻，采取了容忍、退让的政策，不但没有同蒋介石作斗争，反而同蒋达成了协定：蒋介石用一句同意采取反对右翼措施的空话，换得了鲍罗廷对《党务整理案》的赞同。这个反动提案的通过，使共产党人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再次遭到严重削弱和打击。北伐军占领南京以后，蒋介石开始公开反苏反共，鲍罗廷看到依靠蒋介石的政策要落空了，才不得不对蒋有所批评和限制。此时蒋羽翼已丰，一点点批评限制对他已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更奇怪的是，尽管蒋介石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维经斯基还亲自跑到南昌去，幻想劝说蒋继续与苏联合作。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国际依靠蒋介石的计划完全破产，于是又转而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依靠汪精卫，军事上依靠唐生智。“马日事变”后，唐生智也靠不住了，鲍罗廷又想依靠冯玉祥和阎锡山。这时共产国际新来的全权代表罗易，还想死死抓住汪精卫。汪精卫本是个政治骗子，最后冯玉祥再一次倒戈，共产国际押在这些国民党上层人物身上的赌注就全部失败。历史证明：共产国际片面强调团结，过分依赖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