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一个非常态的时代的尾声。 这个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某种标志性意义的年份，既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随着它的远去，很多东西由于历史的迷雾而日渐模糊，辨识、纪念它的最好方式是追忆、追寻和追问。袁敏的《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以下简称《重返1976》）就是一本追寻之作，她将1976年“总理遗言”案亲历者的经历与心灵历程真实记录下来，以纪实的方式执著地追寻历史冰层下的记忆与真相，通过微观历史关注，去探询她所熟悉的一群人的生命品性，以期“用文字撩起并解读过去的忧伤”。它最初是《收获》杂志上的专栏文章，发表时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今集纳成书，尤其能让人看出一个时代的创痛和感伤。 一 中国自古以来尤重历史的书写，历史大叙事与历史小叙事是两种不同的历史书写的叙述视角与切入模式。大叙事表现了历史的进程及其进步的意义，具有高度的概括意味，而这一意义被持续地模式化、经典化与公共化，往往会流于宏大而显得冷漠。随着这个时代商业权威的兴起、政治权威的弱化、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播等，文化与文学开始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局面。新的历史书写的视角，即小叙事的角度，从家族、村落或个人的角度来叙述历史，是对以往固化的历史的一种补缀、丰富、深化甚至是对抗。“历史都是国家民族的历史，即所谓‘大叙事’，而当‘大叙事’走到尽头时，就要用老照片来代表个人回忆，或某一个集体、家庭的回忆，用这种办法来对抗国家、民族的大叙事。”① 在这里，个人的历史叙述与老照片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私人性的历史叙事，在公共性的历史大叙事中处于一种被遮蔽与消解的位置，“在官方的大叙事中，有些照片中的人物是或隐或现的，有时出现，有时又被抹掉”。②。但正是这种从私人性的个人感觉、个人记忆来书写历史的小叙事，敞开了以一种更为人性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可能。 《重返1976》是以一种微观历史关注的方式。去讲述属于“总理遗言”案亲历者们那个群体不可复制的时代体验、生命经历和面对历史的姿态，去展现小人物的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跌宕沉浮，使文字涉及的历史同时也成为个人心灵的历史。但又不止于此，其还有着更广阔的关怀视野，即对于一代人的精神解读，那细屑而丰盈的“小历史”背后，隐藏的是“大历史”那沉重的面影。 1976年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案就犹如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点，而正是这个点，成了一群人生命抛物线中永远无法磨灭的原点，他们在历史的惊涛中曾被推至时代的风口浪尖，又被抛至命运谷底，被历史所遗弃。凡是这场劫难的亲历者，或许都希望忘却它，但情感可以淡化，灵魂里的伤口和烙印却无法忘怀。对于一段过去的伤痛岁月，文学家与史学家有着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更为重视受难者的心灵。《重返1976》的作者正是要我们走近当时“总理遗言”的制造者“蛐蛐儿”李君旭和传播者“瓜子”袁中伟、阿斗、大耳朵、晨光与毛宁等人，以期对一段生命经验进行挖掘。 从1976年那个春天的下午，作者的家被查抄，外出的哥哥“瓜子”与家中的父亲、姐姐相继被抓，作者与母亲被软禁在家，从而引出了对“总理遗言”案的再现。外号“蛐蛐儿”的李君旭是“瓜子”的同学，他外表俊朗阳光且颇有文才。李君旭与“瓜子”、阿斗、大耳朵、晨光等热血青年有一次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的聚会，这群感时忧国的年轻人聊起了周总理逝世后是否留有遗言、如果有遗言内容如何等问题。正是基于这次聚会上朋友们的猜测与讨论，再加上自己的构思，李君旭偷偷创作了那份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总理遗言”。他笔下的这份“总理遗言”文字简洁节制、分寸把握精当，极符合人民心目中周总理的秉性与风格，更为重要的是符合那个“非常态”的政治年代内心普遍有着压抑情绪的民众的心理渴望与政治寄托。正因为如此，短短两个多月里，这份“总理遗言”已经传遍全国，由此引发了国家对伪造的“总理遗言”的追查。不到一周时间，“总理遗言”制造者李君旭就被公安局收入网中，但在那个特殊时代，中央高层中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总理遗言”案是重大的政治案件，其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与政治阴谋。在政治高压与疲劳审讯之下，李君旭最终说出了“瓜子”等人的名字，导致雪球越滚越大，身边的朋友与亲人都牵连其中，分处关押。在漫长的羁押生活与无休止的反复审讯中，李君旭、“瓜子”等涉案人员都度过了人生中犹如梦魇的一段日子，他们每个人都为此而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心力交瘁的大耳朵在恐惧中试图用掰成两半的小圆镜子割脉自杀；“瓜子”因关押在京城监狱时种下病根，出狱后与病魔和死神搏斗整整六年才捡回一条命；李君旭因在监狱里长期失眠，靠吃大量的安眠酮才能入睡的依赖性已经等同于毒品上瘾，彻底毁灭了他，他被历史与命运所抛弃，失去了家庭、婚姻、健康与工作，脑部受重创，终日蜗居在斗室之中消磨残生……这一群人当时都还是些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人，他们在生命最美好的时期被“政治”猛然拉离自己正常的生命轨道，虽然在这之后他们与同辈人一样工作、结婚、生活，但他们却对于历史和生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感悟，因为他们年纪轻轻就已承受了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重压。 在作者朴实的回忆中，一种悲剧气息弥散在字里行间，它仿佛在哀悼青春岁月的逝去。作者写到袁中伟出狱时的审查结论材料的“右下角那枚带着国徽图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印章有着一种赫然和庄严”③，后来的平反材料“后面的月和日被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印章上庄严的国徽盖住了，努力辨认了半天还是看不清楚，便放弃了努力，因为我从心里觉得，这样的平反决定对我们亲历这个惊天大案的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④——这样的细节让人真切的感到：在威严的政治面前，个人是多么的渺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