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先生《诗三首》，指的是他发表于1948年10月2日《新路》周刊第1卷第21期上的《诗三首》，计：一，《香港》，二，《北平》，三，《时感》。 《新路》是一批教授、学者主办的刊物，以时事政论为主，其倾向当时即引起注意，因为据说他们主张所谓“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因此左翼指他们实际上是为垂死的蒋家王朝帮忙，则刊物的立场自然是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中站到共产党的对立面去了（但后来终于被国民党查封了，可见国民党并不认为这个刊物站在他们那一边）。 与另一自由主义刊物，政治上中间偏左的《观察》杂志（储安平主编）相似，这个《新路》不是发表文艺作品的园地。筹备期间，他们曾邀知名记者、作家、书评家萧乾参加，萧一度应允，却并未到职就退出了，但在1949年后中共领导的审查和批判运动中，萧乾还是不断检讨才得过关，并且成为影响他后半生的“历史污点”之一。 袁可嘉在该刊发表的诗作，且其中涉及政治敏感点，在1948年末直到1949年初，先就在他任教的北京大学，遭到左翼学生特别是诗歌爱好者的抨击。袁可嘉在那里供职到1950年，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这是用其所长于英译了，或许他在运动中受到的冲击会比留在高校要减少些吧，不得其详。 在漫长的“文革”之后，袁可嘉在1978年写的《断章（一）》说： 我是哭着来的， 我将笑着归去。 我是糊里糊涂来的， 我将明明白白地归去。 现在袁先生归去了，我相信他是笑着归去的。我也相信他个人是明明白白归去的。 然而六十年前留下的这桩小小的诗案，还是值得我们后来者重新一读，加以澄清，让读者对真相能够明明白白。尘埃落定，透过时代的沧桑，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可以更少受一时一地偏见的遮蔽了。 我不是诗评家，也不是当代史学者，我只是凭一己的常识，对这三首诗，尽可能试作一次政治解读。限于手头的资讯不足，我想，如有有心人能再以诗人在那前后发表的其他文章相参照（如《“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批评与民主》、《我的文学观》、《诗与民主》等），也许会更接近他诗义的内涵。 第一首《香港》和第二首《北平》，应是与他后来经常被各种选集选用的代表作《上海》、《南京》属于同一系列。 《香港》，从诗中“帝国绅士夸耀本港的自由”，“香港原是英帝国伸出远东的贪婪巨手”来看，在今天也不失为“政治正确”的；然而说“远来客人中有革命家，暴发户”，居然把“革命家”和“暴发户”相提并论，又说“破船片向来视你为避风港”，这不是说革命家也只是“破船片”吗？至于“明日的风暴正在避风港酝酿”，作为一首涉及政治的诗，不能不联系政治背景来看：当时，由于内战日益临近决战，原先作为中间力量的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一些知名人士，为国民党所不容，于是由中共统战部门护送到香港暂住，1948年中共发布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核心的“五一”节口号，吸引了更多的人。有些知名人士当时就在香港发表了拥护中共主张的声明。而与此同时，中共南方局文委在香港主办并向内地秘密发行的“大众文艺丛刊”，则在批判胡风及其文学友人的同时，又发表郭沫若的时文《斥反动文艺》，点名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今天即使从共产党的立场来检讨，这也是不顾大局的一种左倾盲动和关门主义表现。大家知道，袁可嘉与朱光潜、沈从文都有师生之谊，关系密切，朱光潜主编的商务版《文学杂志》和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都是袁可嘉经常发表诗作和评论文章的地方。以意逆志，他在写《香港》一诗时，心头或不免掠过暗影。诗人都是敏感的，我们不排除袁可嘉从郭沫若檄文的火药味中，预见了“明日的风暴”对像他这样的文化人展示的不祥前景。 但袁可嘉虽不是象牙塔里的诗人，毕竟还是书斋中的学者，而并非政客或政治家，他在概括当时香港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时的几句诗，便显得晦涩难懂，如“革命家与被革命家搭台唱双簧”就不知何指，也许是诗人词不达意，也许是由我不了解的当时某个历史细节引申出来。从下面紧接着的“洋绅士修养有素，竟不觉汗颜／你演说企业社会化，他则投机撒谎／正反合，懂辩证法的都为之一唱三叹”，以及随后的“各有春秋，帝国绅士夸耀本港的自由”来看，又似乎是说港英当局默契地给“革命家”和“被革命家”提供了“演双簧”的舞台，或者索性就是说给“革命家”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因为号称“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家”就是在帝国主义治下享受言论自由的吧（那么，“被革命家”就是指的港英当局，然则是他们在和“革命家”搭台“唱双簧”了）？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困惑，可以算是“诗无达诂”的结果。也可以说，这首诗看来写得匆忙，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佳境。 下面，暂时跳过第二首《北平》，先来看看第三首《时感》。我们记得，在1948年初，穆旦发表了他的《时感四首》，便曾经一度引起争议。通观袁可嘉的诗作，虽然也有不少“感时伤世”的篇章，但径直题为“时感”的只此一首，该是寄托着他对时世由衷的忧患之感吧？ 全诗3段，各6行。是由他置身其间的文化教育圈子的现象有感而发的，但小气候离不开大气候，他的感伤也触及整个中国的形势。要知道，时为1948年，而在不久前的1947年，在国统区“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即毛泽东誉为“第二条战线”的配合下，中共的军队已在内战战场上转入全线反攻；12月，毛泽东发表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说“黑暗就要过去，曙光即在前头”，这时已将内战初期所提的被动的“自卫战争”改称主动的“人民解放战争”，动员群众的口号也不再是一年前策略性的“反对内战”，而是支援前线，将革命的车轮推向前进了。 袁可嘉一介文人，从来没有投身于政治，更不曾置身于革命队伍。但他是一个原始语义上的爱国者，又因其个人的文化教养，具有朴素的人道情怀，因此，他是反对内战的，无论内战的责任谁属。这在他于1947年7月发表的《号外三章·三》（《九叶之树常青》，王圣思编，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写得明明白白： 当然要咒诅，多少生命倒下如泥土， 你们拿枪杆在死人身上划地图； 你争面，他占线，我们岂只能装糊涂， 伴随地名肉团子般任你们吞吞吐吐？ 一种自私化生为两型无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