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关于张爱玲小说的“政治叙事”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尤其近年来随着《秧歌》和《赤地之恋》等作品解读语境的变化，对这类公认具有“政治情绪”的作品，已经有了许多针对性的阅读和评说。不过在已有对张爱玲小说政治叙事的指认和解读当中，大家好像都忽略了《传奇》①，要么说《传奇》不是政治叙事，要么以为此时的张爱玲的确“远离”政治。但事实并非如此。写作是张爱玲生存的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而在现实的意义上，任何写作都是“体制”下的写作，都必须依从于某种现实政治结构及其话语机制，都不能脱离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左右，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也不例外。尽管张爱玲一直都在为自己辩护，称自己的写作是完全脱离政治的②，但在我看来，与所有人一样，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同样是一种政治叙事，反映在其《传奇》当中，不过是一种“委曲的姿态”和“特殊的话语”而已。 一 简单点说，读张爱玲的《传奇》，我的感觉主要有两个，一是她的“自私”，一是她的“智慧”，这既是对她的人而言，也是对她的文本而言，是对其生存和写作“本质”的整体印象。“自私”是说张爱玲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智慧”则是说她自有自己的“活法”，即以一种特殊的写作作为自己的“活法”。所谓“知人论世”，论张爱玲的《传奇》，也可先从她的“人”说起。大家都知道，她说要写出“人生的底子”③。那么，她自己“人生的底子”是什么呢？我以为，“自私”而已。 张爱玲是一个自私的人，胡兰成当年就曾说她是个“个人主义者”：“有一次，张爱玲和我说‘我是个自私的人’，言下又是歉然，又是倔强。停了一停，又思索着说：‘我在小处是不自私的，但在大处是非常的自私。’她甚至怀疑自己的感情，贫乏到没有责任心。”④两情相悦中的对白也许是最真实的，张爱玲的确是自私的，而且是一种“人生的底子”上的自私。从一开始，她就是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自己的天才”以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偏又生逢乱世，一无倚靠，只有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才“充满了生命的欢悦”⑤。所以“天才”一路走来，“向来很少有正义感。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⑥，能够不理会的，便“一概不理会”，当年战地医院里那个叫她“姑娘”的人“终于”死去了，她“欢欣鼓舞”亦“若无其事”⑦，甚至连“自然”的“造人”（生孩子）都觉得是一种“浪费”⑧……这种“自私”是骨子里的，是她人生关照以及自我生存的起点和终点，并使她一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⑨。 “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掰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⑩，对张爱玲来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无奈。“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么处置自己，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11) 所以，“自私”的本能以及人生态度虽可能并不是一种政治，但无论怎样的“活着”却都离不开时代的背景，而当这种“自私”转成一种“活着”的方式并希望可以借“守规矩”来“活得好一点”时，在“写作”的层面上便生成了一种具有政治意味的“智慧”。换句话说，乱世里的张爱玲首先要“自私”的“活着”，然后又要活出“自己的享受”来，因而写作便作为她“活着”的甚至唯一的方式，只能以一种特殊的“智慧”来进入这个特殊的时代，仅仅做“自己的文章”——这不仅是她小说创作的发生，其实也是她整个写作的思想背景。因此我不承认张爱玲对政治是不敏感的，而是相反以为她对政治有着特殊的吸嗅和感悟，不然便会低估了她的“智慧”以及她智慧的“写作”。回望“沦陷时期”的上海滩，众所周知，那是怎样一个“低气压的时代”和“水土不相宜”的地方啊(12)！可就在这么特殊的“政治文化”(13) 背景下，张爱玲的写作竟“太突兀”、“太像奇迹”般地出现了，其中的“大智慧”实不得不让人仔细琢磨。“小说，无论如何，都处身于政治的变迁当中，有意识也好，无意识也好，总是以叙事的方式阐释着政治，参与着政治，成为政治美学形式的表达。”(14)因此，时代的、必然的“政治”在张爱玲这里转成一种“智慧”的生存和叙事，不仅必需，而且必然。由此，张爱玲“人生的底子”上的“自私”与“自己的文章”里的“智慧”便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共构”，用“自己的文章”，为现实政治文本以及文本的政治书写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 其实，当年傅雷对张爱玲的评价中最意味深长的并不是所谓“好评”或“恶评”，而是具有“政治文化”意味的“深刻的人生观”的强调：“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巧，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15) 的确如此，题材也好，技巧也罢，都不仅仅是“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文学”上最终的“深度”与“实质”都来自于“深刻的人生观”，而遗憾的是，张爱玲在自私的“底子”上生成的“智慧”却没能走进傅雷所强调的“一切都是斗争”的“深刻”的人生，而是走进了“最基本的”、“真实而安稳”的、但却“依旧是庸俗”的人生(16)。所以，在“自己的文章”里，仿佛一切都是“对立的”一样——“飞扬”与“安稳”，“斗争”与“和谐”，“力”与“美”，“英雄”与“凡人”，“时代”与“记忆”，等等，前者是一般“弄文学的人”所注重的，而后者才是张爱玲自己所追求的——她自觉而明确地展示出了一种与傅雷、与一般“弄文学的人”当然也就是与某种“主流”完全不同的人生观与文学观(17)。当然，这种“自己的”人生与文学本来并无不可，甚至相反因从“人”的角度重新调整了“五四”以来文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可谓颇为难得。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对其这种所谓“洞见”中的“自私”与“逃避”可以忽略不计。借用她的说法，如果所谓“神性”是一种“永恒的超越”的话，那么所谓“妇人性”则差不多就是一种“委屈以求全、妥协以求生、苟且以求安的生存态度”(18)，是一种只想自己能于乱世中“活得好一点”的“自私的逃避”，甚至“委曲的迎合”，因为在这个“沦陷”的时空里，的确是“有”一种“政治”不需要“反抗的英雄”而只需要“妥协的妇人”的！所以，张爱玲并不是从来都“没有写历史的志愿”(19)，而是从来没有对于历史和时代的“责任心”，只想以一种“自私”的现实“智慧”来书写历史。因而她在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里面偏不写“战争”和“革命”，而只写那些“沉重的”、“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20)，如《传奇》；然后却在一个不再充满“战争和革命”的时代里切切书写着自己从“那个时代”走过来以后的“革命记忆”和“战争体验”，如《色·戒》与《小团圆》(21)——这就是张爱玲的“智慧”，当然也是她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