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10）09－0118－04 颓废，是郁达夫的主要精神特征，毋庸多言。至于造成颓废的原因，也已有多篇论文探讨。目前需要深究的是：为什么郁达夫一以贯之地坚持表现“颓废”？而“颓废”作为一种美学因素，在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 一、“这一个不革命的”郁达夫 20世纪30年代，苏雪林为郁达夫勾勒了这样一副画像：“郁氏自宣告写作态度转变后，每以革命的文学家自居。然而他的革命情绪也令人莫名其妙。尽管向读者介绍自己荒淫颓废的生活，却常鼓励读者去提刀杀贼鼓励读者去赴汤蹈火为人类争光明。这好像一个脸青似鬼，骨瘦如柴的烟客，一面懒洋洋躺在铺上抽鸦片，一面却眯着眼哑着声喊道：‘革命！革命！你们大家努力呀！都上前呀！’”。[1](p390) 郁达夫果真如苏雪林形容的这般不堪吗？的确，郁达夫偏爱描摹以“色欲”为主题的颓废生活：除了性苦闷外，还好写鸦片、酒精、麻雀牌、燕子窠、偷窃、诈骗以及其他堕落行径；还好表现病态心理，孤独、零余、敏感、愤世嫉俗等；还钟情于描写疾病和死亡……因为他的大部分小说都以“自叙传”的方式写出，让人以为都是他本人生活的写照——从精神到肉体的彻底“颓废”；他的小说也基本上笼罩在这种通过大量爱欲、疾病、死亡以及堕落行为的描写所营造出的那一种感伤颓废的氛围当中。诚然，郁达夫有颓废的成分（一种情绪性的精神形态），但同时另一面，我们也能看到一个无比真诚的郁达夫，对劳苦大众充满怜悯、对人类充满热爱的郁达夫。早于1923年，他就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中指出“我们正和革命前的俄国青年一样，是刚在受难的时候。但这时候我们非要一直的走往前去不可”，还大声疾呼“世界上受苦的无产阶级者”团结起来实现理想。[2](p240)《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则召唤青年对一切恶势力进行叛逆和反抗，持久地争取自由。1927年，他发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艺》论述“革命的最终理想，在使全人类得享到幸福”，而“真正彻底的革命，若不由无产阶级者——就是劳动者和农民——来作中心人物，是不会成功的。”[3](p251)他在《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中说明对于劳动文艺的主张。在《诉诸日本劳动阶级文艺界》中则说：“中国的国民革命若不成功，世界革命是不会成功的。革命文艺的战士，不应该有国境的观念。目下日本的革命文艺家，应该唤醒日本的军人和资本家的迷梦……”[4]1937年全面抗战后他在新马更是写下大量政论，《敌我之间》等文章体现出强烈的爱国心……这些都展现了另一个郁达夫，一个正直的、具有极强烈道德责任感的郁达夫——“革命”的郁达夫，与那个“颓废”的郁达夫正是同一人。抛开这些政论性文章，即使是他的描写“颓废”的小说，也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小说里面对现实的反抗，对社会的批判，态度都很明确。郁达夫对革命的看法也别具一格，他不盲从于任何党派，只相信正义和真理，希望有权有产阶级绝迹，多数者（the mass）摆脱被奴役状态获得解放，成为自我的主人。“革命的最终理想，在使全人类得享到幸福，在使无论那一个人，能享受他或她的本来的生存权，在打破一切私人的压迫和解放全民众的束缚。”[3](p253)在这一“革命”的最高原则下，他同情左翼，反对国民党政府，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革命在他是一种反抗，反抗专制、反抗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这种革命观也渗透进他的“革命文学”观念中：“所以当古典文学发达到极点，弄到了处处械梏，常常碰壁的时候，突然起来的浪漫文学，在当时就是革命文学。其后又因浪漫文学的放肆太过，弄成千篇一律。内容空虚的时候，起来补她的缺的写实文学，又可称之为十九世纪的革命文学。”[5](p269)他也是这样看待西方世纪末颓废文学的，“其他各国的颓废派的作家，差不多可以说都是虚无主义者。……无聊的政治社会，钳制个性发展的目下的政府法律和道德，为他们攻击最烈的目标，……梅特林的戏剧和洛罢哈（Rodenbach）的小说及诗，表面上虽则没有攻击社会制度的调子，然而仔细研究起来，那一篇不是对现实表示不满的？那一句不是对已成社会表示反抗的！”[2](p240)他认为颓废文学也是有着革命性的。这样看郁达夫的颓废，则是表达他的革命情绪的一种形式。他选择这样一种非常态的存在方式，来表现某种个人性。所以，在他身上，颓废与革命是一体的。正如锦明于1927年指出的：“今日公开的性的讨论，那神圣的光，是《沉沦》启导的；今日青年在革命上所发生的巨大的反抗性，可以说是从《沉沦》中那苦闷到了极端的反应所生成的。”[6](p334)可惜那年代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 苏雪林的说法，虽有绝对的女性主义立场，但自有其观念：颓废决计与革命挂不上钩。另一个激进派华汉，断言“达夫的全部作品，可以说赤裸的反映了这一没落的士绅阶级的意识形态。达夫是这一没落的士绅阶级底最彻底最大胆的代言人。”[7](p362)因了郁达夫写了颓废堕落，就成了没落阶级的代言人。无论是右翼倾向的苏雪林，还是很左翼的华汉，不约而同地都标明颓废与革命无干。后者如华汉，更认为革命应该是一股前进的动力，革命者大义凛然，主张正义，有一种道德优势。以此道德标准来要求文学，革命文学应该要么反映底层人们的悲惨生活，以达到控诉的目的，要么描写英勇的群众、人民，以颂扬革命的主力。郁达夫的颓废，又怎么与革命沾得上边？这类看法又很具有代表性。对此，郁达夫自嘲道：“我——这一个不革命的——郁达夫，……我只认识一位不革命的老人鲁迅。”[8](p422)而实际上无论鲁迅还是郁达夫，都是中国革命的前锋。只不过，鲁迅选择了启蒙主义，郁达夫选择了颓废美学，来表达他们的革命。 二、“不端方的文学” “文学革命”以来，胡适主张开拓平民题材，周作人提出“平民文学”、“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提倡血与泪的文学……这些主张都要求表现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命运，带着一种历史的正义、人道主义的精神。就是说，新文学初期，因为预设的社会改造目标，所以强调文学表现社会底层平民的题材。这样，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限制性的，由于中国式现代性的需要而产生道德限制，“现在的创作家，人生观在水平线以上的，撰著的作品可以说有一个一致的普遍的倾向，就是对于黑暗势力的反抗，最多见的是写出家庭的惨状，社会的悲剧和兵乱的灾难，而表示反抗的意思。这确是现时非常急需和重要的。”[9]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直有一种冲动、破坏力，一种反现代性的蛮力，郁达夫的颓废则代表了这股破坏力。他对颓废文学某些方面的兴趣，与“五四”时期的主调如此的不一致。郁达夫自己作了辩白：“游荡文学，在中国旧日的小说界里，很占势力。不过新小说里，描写这一种烟花世界的生活的，却是很少。劳动者可以被我们描写，家庭间的关系可以被我们描写，那么为什么独有这一个烟花世界，我们不应当描写呢？”[10](p111)不无道理。从内容上看，郁达夫的表现个人颓废，对新文学初期的题材褊狭是一种补充。更重要的是，郁达夫描写了人的生存层面的某种真实，他的真切表现人性心理，则提供了一种自我观照的方式，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空间，使之有了向纵深处发展的可能。从美学上看，他的“颓废”，在更深层次上，意味着一种新的审美道德对压抑性理性律令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