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①，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行为，想、说、写是如此龃龉难合。不止于此，从自己日常生活的个体生存经验里，从古史今世的理性审视之中，步入不惑之年的鲁迅更加清晰地发现，分裂性存在乃是人的基本处境和困境，言意之难只不过是人类分裂性存在的表征之一。② 这一哲理性体悟随着他开始创作《不周山》而集中凸显，凝聚在后来持续不断的“故事新编”里，辐射到其他众多小说、杂文文本中，成为鲁迅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之一，并对其叙事态度和艺术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鲁迅启动“故事新编”之时，正当其步入不惑之年不久，对人生社会、历史文化的感知方式和审视角度逐渐转变的关键时期。促成这一转变最终实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其中三者最为紧切，即爱罗先珂的影响，对中国神话的研究与发现，以及重拾《嵇康集》的编校。 有论者曾指出，爱罗先珂对于知识分子的精神与使命，对于中国知识阶级“似乎连爱及生活的理想都没有”的观察和批评，以及他在中国深感“寂寞”的心声，都强烈地涤荡着鲁迅的启蒙思想和情感，使他的思想和他创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有了很大变化。③ 事实还不止如此。鲁迅近于写实的散文化小说《鸭的喜剧》以极其朴素的语言叙述爱罗先珂与“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养鸭。小说看似仅仅写了一段友谊，并无深意，但细究一下，便可发现，小说先是突出对比爱氏对自然人事的敏感和“我”的麻木迟钝，最后结局则是在爱罗先珂的潜移默化下，“我”最终也能注意到他留下的鸭子“鸭鸭”的叫声了。显然，小说以近乎写意的笔法，揭示了这位寂寞的思想者感知生活、思考生活的方式如何深深影响了“我”（鲁迅的化身）。由此，鲁迅开始重新审视书本与生活、历史与现实、精神与物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关系，思考角度悄然发生了转变。如果说，在此之前的鲁迅更多地借助西方先进思想学说（进化论、人道主义、尼采哲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等等）批判评析中国社会文化问题，对启蒙的思考更多是形而上层面的，那么，爱罗先珂促使他更强烈地意识到，对于一切理论学说，唯有经过自己生命体验过的生活经验才是最切实最有效的试金石。他更脚踏实地地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处境，将知识分子放在与无知阶级同样要面临的日常生活之中加以审视，进一步思考先进者、创造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当他正“很认真”地“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人和文学的创造问题，看到“含泪的批评家”对《蕙的风》的批评时，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书本理论，从自己对现实生活和创作批评的真实感受出发重述神话，创作出《不周山》，开启了此后断续13年的“故事新编”之路。 鲁迅对于研读历史著作一直有着持久强烈的兴趣，特别对野史尤甚，鉴古证今，古今相印，既是他的偏好，更逐渐成为他的思维方式。1920年后的三年间他为编写中国小说史讲义大量查阅、研读历史典籍，终成《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于1923年12月印成出版。他将小说渊源追溯至古代神话，并梳理和描述了由神话至传说到汉代小说的发展演变，指出神话乃是初民对于不可知、不可把握的自然之力“自造众说以解释之”的结果，尔后“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久而愈进，文物遂繁”④，并特别例举盘古开天地与女娲造人补天的神话，说明神话经由“诗人”粉饰后“失其本来”。他还指出，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的原因，除了一般人所说先民“重实际而黜玄想”和儒教不道鬼神而外，更重要者乃在于“神鬼之不别”，“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⑤，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神话和神圣者的实质都是语言塑造的结果，并非是永恒不易的，破除了盲目迷信的威灵崇拜或神鬼崇拜。这样，鲁迅终于能够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思考理解重新审视和书写那些被神圣化了的人物及其事迹，并对神话“人神淆杂”、史今混融的言说方式了然于心，当他重写那段女娲神话时，这种言说方式便成为他最自然的也是最佳的选择。 应当并非巧合，鲁迅恰于1921年重拾其始于1913年的《嵇康集》编校工作，之后又于1922、1924、1926、1931直至1935年，以各种形式不断进行着这项工作。这不仅表明鲁迅对魏晋士人之风骨文章的追慕，更显现出鲁迅与嵇康之间有着强烈的精神共鸣。正如研究者多有指出的，嵇康对于鲁迅的意义绝非仅是政治、伦理和文学上的，他们更重要更核心性的联系当是二者惊人相近相通的生命意识——个体生命的悲剧性体悟——对于生之烦忧、生之寂寞与生之虚妄都有着极为深刻的体验。面对这些生命之困，他们不是退缩，而是以类似荒诞不羁玩世不恭的方式进行反抗，极为强调个性自由与人格独立。与鲁迅研读历史养成的鉴古证今的思维偏好相合，嵇康独异的生命个体形态极大促进了他对于个体生命存在的深层体验和现实思考，使他在日本时期就开始的对于个体人的思考迈向纵深。正因如此，在五四落潮的郁闷时期，鲁迅重拾中断了7年有余的《嵇康集》校对工作实在是寄怀之举。当他带着这种个体生命的悲剧性体悟回望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之源时，女娲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寄寓者。在他笔下，《不周山》（《补天》）中的女娲与其说是神话中那个高高在上、伟力无限的女神，毋宁说只是一个感受着生之烦闷、生之寂寥和生之荒谬的个体人，一个被人类世俗的权利争夺与繁冗礼仪所围困的劳动者和创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