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国新诗英译本是哈罗德·阿克顿和陈世骧合译的《中国现代诗选》，没有收录艾青的作品。原因大概有两个。一，阿克顿① 当时在北京大学教书，与北京的诗人相熟，但他好像还谈不上是诗歌行家，对中国诗歌，尤其是北京之外的中国当代诗歌，恐怕了解得很有限。陈世骧② 当时从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1932）不久，在业师卞之琳等的熏陶下，倒算得上是个诗歌中人；他当然写诗，不过水平可不敢恭维；但他委实算得是在海外弘扬中国诗学的闻人。1930年代前期，经过戴望舒的努力，京派和海派的关系虽然有所结合，但隔阂依然存在，这个本子收录的基本上是京派诗人，尤其是新月诗派的，开篇第一人不是胡适（压根就没选这位新诗开山鼻祖），也不是郭沫若（排在第七位），而是新月派中的联络员陈梦家，即是明证。而艾青身在上海，尽管他跟海派不是一回事，但跟京派素无来往，所以不会进入京派的视野。二，此书出版于1936年，书中收录的基本上是20年代就已有了席位的诗人，而那时艾青虽然已经发表了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1934年，《春光》杂志）等作品，但由于他以全新的面目出现，他的创作对当时占主流的新月诗派具有冲击力和颠覆性，所以“新诗革命的元老们还不承认他”，他在诗坛的地位还没有奠定；根据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的说法，直到1940年，他发表《他死在第二次》，才算在诗坛站稳脚跟。③ 一 《当代中国诗选》中的艾青作品：量多但译文质量不够好 艾青诗歌最早的英文翻译出现在罗伯特·白英④ 编选的《当代中国诗选》（伦敦：路特里齐出版社，1947年）中。到1940年代，艾青作为“七月派”在创作上的主将，已经声名显赫。白英编选这部诗集的初衷是要检阅卢沟桥事变即全面抗战开始之后的中国诗歌状况，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诗选”。后来，他改变了初衷，将时间往前推到了“中国文艺复兴”（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也许是受到战争氛围的影响，也许跟他的报告文学作家身份有关，白英更重视与现实紧密结合的作品。他认为，现代中国诗歌的主线是由闻一多、艾青和田间穿起来的。他把现代中国诗歌分成两个时期，即，抗战开始前和抗战开始后。闻一多是前一时期的主将，艾和田是后一时期的代表。他所谓的当前就是抗战时期，直接命名为“田间和艾青时期”，可见其推崇之意。他说，这两位诗人具有非凡的持续的诗歌创造力，因为他们，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几乎所有的古代传统都被抛弃了，因为他们的风格是野性、力量和诚实，迥异于致仕贤达们的优雅与所谓的完美。⑤ 白英在长序中对艾青有着相当高的评价：“他是健在中国诗人中最伟大的之一也许就是最伟大的”。⑥ 白英认为，艾青第一个彻底摆脱了传统的根，却能扎根于中国的泥土。他几乎独立于任何影响之外，连凡尔哈伦和凡高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这种判断恐怕有点偏颇⑦，艾青自己曾津津乐道这两位对他的影响。也许，白英自己也觉得偏颇，在其他地方，如对艾青的并不太简的简介里，他说“艾青受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凡尔哈伦和莎士比亚的影响”，“而最持久的影响则来自凡高”。⑧ 白英还说，艾青的诗德表现为：深深同情人民和北方的沙漠，他用自己的梦想垦殖沙漠的虚无。他的诗才表现为：在别人不经意的物事上发现诗意。⑨ 有意思的是，白英认为，闻一多和艾青之所以能成为大诗人，是因为他们学的都是美术，而且都着迷于印象主义画风；因为中国是一个只有通过印象才能理解的国度。是啊，在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国度，谁有耐心去进行辩证的、形而上的思考？人们所能抓住的只是一些飘忽不定、变化不断的意象，而艾青恰恰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为了称颂艾青，白英仿佛忘了前面他自己说过的“艾青别无依傍”的话，一会儿说艾青学郭沫若和闻一多，一会儿又说他学杜甫和李白甚至王维和李商隐，还有《诗经》。这位报告文学作家大概也就是知道这么几位中国古代的作家了，而且仅仅知道皮毛，不晓得他们相互之间的巨大差别，以至于在几段文字里就把他们捉置一处，逼迫艾青一一去喊他们老师。 不管怎么样，这部诗选收了艾青的8首诗：《他死在第二次》《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冬日的林子》《荒凉》《复活的土地》《太阳的话》《黎明的通知》和《北方》。从首数看，比前三甲少了许多（卞之琳16首、冯至15首和闻一多14首），但艾青的作品篇幅相对比较长，所以所占页码是最多的（达到了24页，将近占全书的五分之一，而诗人总共有9位），卞、冯和闻各占13页、15页和10页。这也反映了编选者对艾青的偏爱。这些诗的译者叫Ho Chih-yuan。 白英编就了《当代中国诗选》之后，似乎还不过瘾，又编了一部从古到今的中国诗选，题为《小白驹：自古至今中国诗选》（The White Pony: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1949年，由伦敦艾伦与安文（London:G.Allen & Unwin）出版公司发行。书中所选现代诗人有8位，他们是八指头陀、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俞铭传、艾青、田间和毛泽东。其中闻2首，冯7首（全部是十四行），艾4首；但艾青占的篇幅也是最多（共10页），远多于冯至的4页，远远多于闻一多的2页。苏东坡也就才14页，要知道，1949年艾青才39岁，只到整个漫长的创作生涯的一半。且说艾青被选入的4首诗分别是：《吹号者》《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片断》（Fragment）和《公路》。除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艾青最著名的诗篇之一，其他三首都非《当代中国诗选》所收。译者则还是Ho Chih- yuan。目前，笔者无法考证出他的中文名字。很可能是当时北大的一名教师。白英在“致谢”中称其为先生，并说他还翻译了李贺的诗。 Ho Chih- yuan是最早翻译艾青的，也许是因为主持者白英的这种不太专业的工作水平和不太细致的工作态度，也许是当时工作条件相当艰苦，这位译者的翻译并不出色，而是问题多多。且举两个本子都选入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例。 1.讹译。如“风／像一个太悲哀了的老妇”。“风”作为喻本单独一行，是有其强调的作用的，而且与喻体构成更加鲜明的类比——本来两者风马牛不相及，但在艾青强烈的感受里，两者有了很大的可比性。而译文把两行合并成了一行，内在的微妙含义就消失了。诗歌的分行不是随意安置的，有其内在的要求和特殊的表现。Ho可能不懂诗，至少自己不写诗，所以犯了这样的错误。他翻译《黎明的通知》时做得更草率而无知，以至于我在对照他的译文和艾青的原作时，以为这首诗在格式上最早的版本跟现在流行的很不一样，我找来1940年代的版本，发现几乎没有区别，的确是译者把原诗的秩序搞得乱七八糟。再举一个幼稚的错误的例子。“风”是不可数名词，一般用单数，虽然有时为了特别说明有几阵风（连着刮），而用复数，但是，艾青在这里明明把风比成“一个”老妇，译文就不应该用复数了。但在Ho的译文中，“风”和“妇”都用了复数。另外，艾青笔下的农民一般都是贫农，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Ho都译成了农场主（farmer），是不符合原意也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