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诗与民间歌谣的议题历来不乏关注者，论者多着眼于文体形式借镜、文艺大众化、民间文化转换等角度，探讨二者的复杂联系①。笔者认为，从新诗历史进程来看，歌谣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新诗寻求文类合法性、探索风格多样化和更新文本与文化形态的过程：早在新文学诞生之初，歌谣就作为重要的民间文化和文艺样态而受到重视，从1920年代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人的倡导与尝试，到1930年代沈从文、中国诗歌会诗人的不同择取，再到1940年代“民歌体”的实践和1950年代后期“新民歌运动”的极端推举，及至1980—90年代大众文化浪潮中“新民谣”的变奏，有一条线索分明的脉络伴随着新诗的发展，虽然其间存在着分化、交错的情形。这里，除1980—90年代的“新民谣”溢出本文论阈外，上述种种与歌谣相关的诗学活动，可被视为新诗在自我建构过程中求“新”、趋“变”的举措——在这一过程中，歌谣所获得的认同和遭遇的困境同样是富于启示意义的。 一 歌谣征集运动及其取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民间文化和文艺资源构成了新文学革命的动力之一。比如，胡适认定：“一切新文学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②，故他的发难之作《文学改良刍议》提到的“八事”中，就有“不避俗字俗语”一条。正如鲁迅所描述的：“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③ 鲁迅本人也十分看重民间文化和文艺的作用，在教育部任职时他曾提议：“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辅翼教育。”④不过，他的倡议得到真正响应。还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这一时期，有组织、成规模并产生广泛影响地整理歌谣的，是刘半农、周作人等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⑤。 1918年2月，北京大学设立歌谣征集处，由沈尹默等四人“分任其事：沈尹默主任一切，刘复担任来稿之初次审订，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该征集处发布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对征集歌谣的方法、资格、要求等进行了详细说明，要求“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释，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⑥。不久，周作人加入歌谣征集处，与刘复（半农）一起“担任撰译关于歌谣之论文及记载”。1920年冬，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并于1922年底开始出版《歌谣》（周刊）⑦。 这场歌谣征集运动从发起之时起就明确了两方面的目的：一是对民间歌谣进行系统整理和学术研究，一是为新文学尤其是新诗提供某种滋养。对于后者，当时一些诗人、学者多有表述。郭沫若声称：“抒情诗中的妙品最是俗歌民谣”⑧。虽然他的语气不免夸张，却也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俞平伯应和说：“其实歌谣——如农歌，儿歌，民间底艳歌，及杂样的谣谚——便是原始的诗，未曾经‘化装游戏’（Sublimation）的诗”，“若按文学底质素看，并找不着诗和歌谣有什么区别，不同的只在形貌，真真只在形貌啊”⑨。这也正是胡适感到颇为遗憾的原因：“做诗的人似乎还不曾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至今还没有人用文学的眼光来选择一番，使那些真有文学意味的‘风诗’特别显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⑩。 周作人在为《歌谣》周刊拟订的《发刊词》中，引用意大利学者卫太尔《北京歌唱》序言里的“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情感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指出搜集歌谣的目的之一“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11)。此前，周作人就已经意识到：“新诗的节调，有许多地方可以参考古诗乐府与词曲，而俗歌——民歌与儿歌——是现在还有生命的东西，他的调子更可以拿来利用”(12)；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民歌与新诗的关系，或者有人怀疑，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吉特生说，‘民歌……有那一种感人的力，不但适合于同阶级，并且能感及较高文化的社会。’这个力便是最足供新诗的汲取的”(13)。对于周作人等人看待歌谣的观点，当时就有人称之为“文艺派”：“他们见歌谣音节，颜色，神情，配合的美和别的好诗一样，以研究诗的态度，研究歌谣”(14)。不管怎样，他们的观点在当时还是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的：“我们固不必把新诗建筑于民歌或童谣的基础上，但加以研究观摩，我更相信对于新诗的前途至少也有几分利益和帮助”(15)。 由于刚刚诞生的新诗是一种变动不居的文体，其合法性尚受到质疑，因此，对歌谣的文学价值的发掘和对新诗取法歌谣之可能性的探求，一直是这批新诗人极为看重的。以至《歌谣》于1936年复刊时，胡适仍这样说：“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我们深信，民间歌唱的最优美的作品往往有很灵巧的技术，很美丽的音节，很流利漂亮的语言，可以供今日新诗人的学习师法”；“我们现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这园地里，地面上到处是玲珑圆润的小宝石，地底下还蕴藏着无穷尽的宝矿。聪明的园丁可以徘徊赏玩；勤苦的园丁可以掘下去，越掘的深时，他的发现越多，他的报酬也越大。”(16) 至于新诗如何借鉴民间歌谣，除了周作人提出的“节调”（“调子”）之说外，诗人们还在其他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譬如，何植三不大同意新诗过分倚重歌谣的“韵”：“现在做新诗的人，不能因为歌谣有韵而主有韵，新诗正应不必计较有韵与否；且要是以韵的方面，而为做新诗的根据，恐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罢”，他认为“歌谣所给新诗人的：是情绪的迫切，描写的深刻”(17)。所有这些都表明，以《歌谣》为核心阵地的征集歌谣运动及相关探讨，并没有流于浮泛，而是颇具学理的深度和实践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