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作家是幸运的一群，他们不必经历政治历史的现实规训，不必在成年之际重返青春的躁动，借助社会政治思潮来完成精神怀疑的表述，也不必寄予于外在的思想革命讲述成熟的过程。他们依照生命周期的时序，记录身体与心灵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不仅显示出青春小说的一般特征，还完整地表现了从反叛到皈依的成长蜕变，呈现出最典型的成人礼写作模式。区别于一般成长的叙事，也区别于成人礼形式衍生的成人故事叙事，直面自我的基本叙事角度，将心灵蜕变过程的感受和外在成长的具体内容，血肉丰满地结合在成长的故事中。虽然这成长的故事千姿百态，但是，都不出求学、恋爱、求职的基本行动元，是青春小说中成人礼写作的典型类型。 一 青春小说是一个新兴的概念，顾名思义是以青春期的生命为主要内容。尽管无论中外，这样的内容自古不绝，但是有意识地作为一个题材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16世纪西班牙小说《小赖子》是一个可以追溯的源头，阿·托尔斯泰整理的俄罗斯民间故事《苦儿流浪记》也是其中之一，但是都以成长的经历为主，对于成长过程中心灵的蜕变则很少涉及。“浪子回头”是中外文学艺术普遍的主题，但是总是以成功的规训为终结。无法无天的孙悟空终成正果，伦勃朗描画了回家的浪子跪在父亲面前的感人一瞬，都是经典的表现。牛虻和保尔·柯察金借助政治历史的巨大裂隙，完成青春期的反叛，顽强的思想坚守最终都不肯妥协。晚清以降的频繁文化震动，使几代人的反叛获得历史不断变革的宽松包容，至当代进入了话语方式的意识形态严格规范，有被改造好的成长叙事，而少自我觉悟的过程。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里，少男少女们的青春故事以残酷的毁灭悲剧结束，贾宝玉的结局无论是哪个版本，都没有皈依的迹象，家族的崩溃也没有给他提供皈依的可能，只有高鹗所续的“狗尾”中有出家的结局。萧红等一批女作家为了追求独立与家庭反目，历尽劫难之后才能够了然亲人的爱，但是历史阻塞了她们皈依的路。张爱玲则临了还要揭穿各种感情的神话，发泄对家人的不满。 “80后”作家的幸运，在于他们生长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开放的时代，使本能的反叛得以表达，并且顺乎自然地皈依于自己的感悟，社会也为他们提供了展示的平台，“新概念作文大奖赛”的设立更是他们破土而出的园圃，商业出版的各种渠道也是他们得以自由言说的生机，所以能完整记录这个过程。当然，这是文学的成人礼仪式，空间与时间都是开放的。而且，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反叛和皈依的方式，显示出开放时代多元选择的文化优势。处境的差异、性别的差异、文化背景的差异、成长环境的差异、经历的差异、地域的差异，都是他们独一无二的生命轨迹，而心理气质的根本差异，则是个性得以完整凸显的内在条件。韩寒从《三重门》、《一座城池》到《长安乱》，以追求自由创造的人生理想，反抗家庭的强制性文化灌输，反抗学校制度化的单调枯燥生活，反抗虚妄的文化理念，反抗历史叙事的政治价值，最终以对平民百姓的基本生活愿望的理解，完成人生的感悟，思想皈依到对人类整体命运的认同。张悦然早期小说《毁》等一系列反叛故事，基本以生活优裕的女孩儿与另类男孩儿的出走开始，到心灵的根本隔膜导致分手结束，情感出行的终结是以回家为直白的皈依方式，而且一再重复。无家可归的人则是以拼凑的家庭为依托，对抗亲情的冷漠和社会的混乱，这也是一种皈依，向质朴情感的皈依，《樱桃之远》是最典型的叙事。对于商业文化的反叛，则是以诅咒它所塑造的恶魔母亲一类自私女性，完成性别角色中质朴善良情感价值的巩固，《水仙已乘鲤鱼去》是淋漓尽致的表现。她几乎是自觉地运用成人礼的写作模式，因为写小说只是激情宣泄的方式：“我只是在发散，忧伤像是一场感冒。而写作则是高烧的并发症。”① 每一次激情燃烧的写作之后，就回复到正常的情感状态，周而复始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不断演练的成人礼仪式。颜歌改写各种神话诉说自己不同人生阶段的感受，“声嘶力竭地，歇斯底里地，终于会达到最后的静默”②，写作也是不断演练的心灵成人礼仪式。她大量改写的神话故事，都是以孤寂开始，驰骋想象力颠覆原有的意义，反叛的精神出行最终回归到枯寂的现实中。连八十年代末出生的蒋方舟，也以出走与回家为基本的情节框架，在《骑彩虹者》中，她讲述的就是几个青春期的初中学生，因为受不了学校的制度与家庭的管束，结伴到另一个城市，又无奈地被以各种方式送回家的故事。小饭《我的秃头老师》与之相近，以世界近代史课程为依托，以对一位老师的认识为过程，随着老师的离去与课程的结束，而回归黑暗孤独的现实世界，完成一次成人礼过程的体验。孙睿的《草样年华》及其续篇，从中学的生活开始到求职，全面反抗了教育体制和社会现实，也以身体解放和经济的自立自觉完成了成人礼的过程，到《我是你儿子》则是以父子关系的强化，达到文化认同顽强的自我巩固，他是高度自觉地运用成人礼的模式写作。郭敬明从《幻城》到《梦里花落知多少》，基本走完了对人生由拒绝成长到自信的心灵确立过程，公主王子的梦也转变为对社会文化的犀利批判，在质朴的人生与人性的发现中，完成价值的认同，这也是一种精神的成人礼。春树从《北京娃娃》开始的创作，则是从对教育体制和父辈价值观念的反叛，借助各种二十世纪中外的政治与艺术的革命精神，以身体的方式进入社会，以另类的姿态藐视成人世界，最终皈依到时尚生活的潮流中。李傻傻的《红X》是在无奈的抗争与多次的挫折之后，由对现代文明之母的认同，通过更改名字而完成自我的确立，这是以脱离乡村为人生起点的人，进入现代文明特有的成人礼方式。姚摩的《阿X小姐》中的黑明的成人礼过程，则是从身体的放纵到心灵的皈依，以对不同异性的性爱行为，来对抗混乱无序的世俗生活和孤独无助的现实生存，也以纯情超越了原始欲望与世俗的利害关系，从混沌的自我升华为自觉的自我。李海洋的《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则是借助心仪的另类朋友犯罪入狱的恶性事件，使心灵的反叛终止在爱情的归宿中，这大概是青春期最普遍的成人礼形式。 作为文学写作的成人礼形式，总是会因人物生命周期的发展而不断重复。随着这些八十年代初出生、新世纪崭露头角的文学才俊步入社会，他们的人生阅历与生命周期的变化，都使成人礼的形式发生明显转变。由此出发，几乎是转向了反成人礼的写作。即使灵魂获得皈依，但是人生的苦难依然会粉碎最平易简单的生活。这以姚摩的创作最典型，《走过我的村庄》在两个心仪女性的死亡叙事中，结束了乡村与城市的双重文化镜像。这是成功逃离了衰败的乡村社会、成功进入现代文明的人们，不断重复的人生感叹，从鲁迅开始源源不绝。只有女性的精神，成为无处降落的灵魂飞毯，漂浮在人欲的罪恶与众生的苦难之上。孙睿的文本序列，几乎是叙述了八十年代初来世的一代人，不断为不同形式的成人礼碾压，又不断以自己的方式反叛和皈依的过程。王欢的《爱是大海，浪也白头》，则是一个反成人礼的叙事，由身体的迷失开始结束于死亡的叙事，完成了生命意义的感悟，只是这个故事太残酷了一点，稚嫩的生命一开始就被世俗的权力网络所诱骗束缚挤压，没有反抗的能力，又没有进入的门径，只能以自舍来抗拒社会权力的残酷压迫。而张小琴的《树上的岁月》则揭示了另一种残酷，借助异域的人物故事讲述人类普遍的成长现实，主人公为了躲避迫害与歧视而出逃，在身体恢复成长得强健之后，却不得不回归“齐物的世界”，参与凶残的现实生活。颜歌的《飞鸟怅》等大量作品也属于这样的类型，多数故事没有完美的结局，成人礼的形式终止在心灵的祭祀仪式中。“80后”的写实作品由成人礼到反成人礼，是以求学生涯的阶段性终结为结节点，使青春各个时期的问题都转换在不断反抗与不断皈依的寻找之旅，典型的成人礼模式也容纳了不同生命周期的体验。 青春期的问题是永恒的问题，因为只要地球不毁灭，人类的延续就不会停顿，青春的生命也就连绵不断。青少年在政治学的范畴被视作先锋与桥梁，在社会学的领域被名之为亚社会群体，无论怎样命名与期许，都是成人社会言说的他者，就是关于自己的叙事也有文化镜像的参照、规范与暗示，这就使青春小说很少纯粹青春的叙事，多是成人审视青春的规训故事，更接近教育小说。近代工业革命导致的频繁社会震动，文化失范导致了每一代人，都处于无所皈依的历史常态，这也是文学成人礼的写作模式难以完整的主要原因。而“80后”的写作正好弥补了这两个方面的空白，对于自身成长的反思能力，精神发展的完整过程，都容纳在基本的成人礼写作模式中。当然，这是一个心灵感悟的过程，而不是藉著文化制度的成功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