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往往不外乎两个方向：一个是文物的过去的中国，另一个是病弱的现实的中国。① 前者是美好的、精致的、辉煌的、文明的，也是凝固的；后者是丑陋的、顽固的、奇异的、落后的，是和女人的小脚、男人的辫子以及鸦片烟联系在一起的；前者令西方人向往，代表着一种美妙的、神秘的东方情调；后者则是西方人所鄙视的，其存在充分证明着西方文明较之中国文明不容置疑的优越性。 美国牧师亚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中文名：明恩溥）所著的《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即《支那人气质》）一书，所列出的中国人近30种特点，如“面子”“智力混沌”“缺乏公共精神”等，主要都是负面的，是典型的19世纪“西方中心主义”下的中国想象。该书自19世纪末出版后，很快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② 对塑造西方人的中国想象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西方国家，“这本书不仅作为即将进入这一领域的新研究者准备工作中的必要书目，而且还作为关于中国人本性的一些最广泛地持有的观念的来源，在许多年中一直是一部标准的著作。”③ 然而，这样一本由美国人所写、在西方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关于中国人的著作，并未进入1910年代留学美国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日后的“学衡派”主要人物的视野。吴宓留美时期的日记中，经常详细记录所读的书，并加以评价，但他的读书记录中并没有出现过这本书。梅光迪则认为：“西人所著论吾国之书，十九谩骂吾人，不欲多读，此等书在吾辈视之，不值一笑。”④ 20世纪初留学于日本的鲁迅却极其重视这本书，⑤ 他虽然认为该书“错误亦多”，并没有全部同意史密斯对中国的批评，但是，该书还是为鲁迅提供了一个思考中国人国民性问题的尖锐视点。⑥ 这固然可以说是个人阅读兴趣和倾向的问题，其中包含着很多偶然因素；但如果即小见大的话，也可由此看出当时留美学生和留日学生关注焦点的不同。⑦ 西方对中国的误读、批判乃至丑化，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鲁迅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也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感情和自强决心。西方人不无偏见的负面中国想象，以现在的后殖民理论视角来看，无疑应遭到中国人批判和拒绝，然而，对于20世纪初贫弱太久而不自知的旧中国来说，它在当时的作用却类似于牛虻，有助于刺激旧中国的清醒。对于以痛切之情寻找救国道路的鲁迅来说，那是一副猛药，即使可能产生一定副作用，但其治疗作用更明显。因此，鲁迅一直很关注这本书，回国之后，还屡次表达希望有人将这本书译介到中国来。⑧ 与鲁迅相反，日后的“学衡派”三大主将在留美期间接受的是西方人的另一种中国想象，那就是白璧德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古典中国想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欧文·白璧德力倡人文主义，试图以之纠正西方国家近世以来过度崇尚物质进步而导致西方文明趋于堕落的错误发展方向。白璧德认为西方近世以来之所以堕落，原因在于卢梭所代表的感情的自然主义，以及培根所代表的功利的、科学的自然主义两种思潮盛行。这两种思潮合而论之可称为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一个中心概念是进步。18世纪以来，进步主义成为“西方主扩张者之一种宗教也”，⑨ 随着科学日益发达，人们致力于个人物质欲望的不断满足，“物的法则”（law for thing，《学衡》中译为物质之律）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法则。然而，物质科学的不断进步并未相应带来人们道德的进步，更未将人们带到“神圣光明之域”，而是把西方人带进了一场互相厮杀的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使得西方人对近二百年来的进步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们原来所信奉的那一套美好的价值观念遭到了极大质疑。战争不仅对现实世界造成极大破坏，而且摧毁了西方人原来的精神信仰，把西方人稳定的精神世界夷为废墟。这次战争给西方知识分子造成精神上的极大震动，他们都不得不面对这场浩劫而做出思考，为陷于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西方社会重新确立起另一套价值观念，为战后的人们重建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说，正是通过对进步主义的批驳，力图以人文主义的原则重建西方的社会规范和精神家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哈佛大学主讲法国文学批评的白璧德，已在其课堂和著作中对西方近世以来过度追求物质进步的倾向进行批驳。白璧德从思想和道德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其文学研究以影响社会、解决西方社会危机为旨归。如台湾学者沈松侨所指出：“基本上，白璧德将文学视为其人生哲学之具体例证，故虽重视文学的美学特质，却更强调其道德功能。他理想中的文学是融伦理与美学为一，而最高鹄的仍在其教化人生的作用。”⑩ 对道德功能的强调正是古典主义文学观的一个重要审美原则，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的形成，即基于他的古典主义文学观，是他用古典主义标准批评卢梭以来的近代西方文学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据1909—1910年在哈佛从学于白璧德的T.S.艾略特回忆，白璧德讲授“法国文学批评”时，经常涉及到亚里士多德、朗吉努斯、狄奥尼休斯、佛教、孔子、卢梭和当代的政治、宗教运动。(11) 通过对卢梭为代表的法国文学的研究，白璧德试图把握西方近代文化发展的脉络，从中找到西方社会危机的症结所在，因此，他的文学研究总是自觉与思想、伦理道德关联起来，亚里士多德、孔子等这些在道德伦理方面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也就进入他的文学视野之内了。以这样的方式来研究法国文学，白璧德很快就找到了他所认为的造成西方社会危机的起因，那就是对近代文学以及整个西方文化有着重大影响的浪漫主义思潮，其罪魁祸首则是卢梭。卢梭所倡导的浪漫主义是一种情感的自然主义，与培根科学的、功利的自然主义，共同影响着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