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的“癸丑修禊”

      民国二年（1913）4月9日，夏历三月初三，适值晋永和九年（353）兰亭修禊以后“第二十六癸丑”。时当民国肇造，身丁斯时的骚人墨客们，刚刚经历过一番“鼎革”的巨变，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仰观俯察，畅叙幽怀的大好机会。这一天，樊增祥、瞿鸿禨、沈曾植等前清遗老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发起唱和；同时，在北京参与新朝政治的梁启超也不甘寂寞，于西郊万牲园组织了大规模的修禊活动。一南一北，或溅新亭之泪，或抒祓尘之思。不同于遗老们仅凭借传统的唱和来交流感情，梁启超等人的修禊诗，很快作为专题，刊登在当年4月16日出版的《庸言》第1卷第10号“诗录”栏目中。

      关于梁启超与旧文人的这一点“诗文因缘”，还要从清末讲起。从1906年开始，提倡“诗界革命”的梁启超主动参与到清廷实施新政、预备立宪的政治进程中；为了更融合于国内的政治环境，开始隐藏自己所受的外来影响。① 由梁启超主笔，产生于清末立宪运动高潮的《国风》报，设立了“文苑”栏目，一改此前《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的“新意境”，以同光体诗人为主要作者，多少流露出梁启超接近京师士大夫趣味的努力。1912年底，回国不久的梁启超，又在天津创办了《庸言》报，内含“诗录”、“文录”栏目，大体保留《国风·文苑》的风格，其加以扩充提高，与同步在《庸言》上发表的《石遗室诗话》相配合，俨然成了同光体实践其诗学主张的阵地。②

      一

      诗古文辞刊登在报刊上，未必能引起旧文人写作姿态的调整，却为诗文爱好者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阅读状态。《国风》和《庸言》的诗文栏目，都具有相当的现时性，甚至规定所收入的诗文必须“未入专集”，读者能藉此及时了解当代主流诗文家最新的创作动态。而通过诗文栏目，近代士大夫所热衷的交游唱和也得到了绝好的展示。比起诗文集仅收一家之言（或稍带附录唱和诗作）来，在期刊诗文栏目中表现交游唱和，更有利于读者对照阅读，了解整个活动的来龙去脉。

      专门社团的诗文刊物（如《南社丛刻》）固然是表现文人结社交游的最佳场合，但视野较窄，诗作水平也往往受限。《国风》、《庸言》诗文录以所谓“同光体”诗人为主，同时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古文辞界的一流作家。不同背景的作者以不同目的参与到同一文人交游圈中，从政治理念到文学观念，种种意向往往借着交游唱和在诗文栏目中发生碰撞或磨合。《国风·文苑》主要以表现庚戌（1910）春到辛亥（1911）夏这一年半间京师诗人结社交游的状况为主。兹将“文苑”所表现历次交游唱和的情况列表如下。③

      

      后来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提到当时组织交游的办法：“庚戌春在都下，与赵尧生、胡瘦唐、江叔海、江逸云、曾刚甫、罗掞东、胡铁华诸人创为诗社。遇人日、花朝、寒食、上巳之类，世所号为良辰者，择一目前名胜之地，挈茶果饼饵集焉。晚则饮于寓斋，若酒楼分纸，为即事诗。五七言古近体听之。次集则必易一地，彙缴前集之诗，互相品评为笑乐。其主人轮流为之。”④ 突出良辰、名胜在交游活动中的重要性，大体皆能在《国风·文苑》中得到表现。至于交游的具体情况，还可参考陈衍长子陈声暨在《庸言》第2卷第6期“诗录”发表的《上巳日花下忆都门旧游》一诗：

      ……都门车马厌尘土，惟有花事吾粗谙。法源丁香香雪海，崇效寺裏花沉酣。天宁、花之渐减色，国香极乐犹二三。万荷苇湾与十刹，芦荻积水呈清潭。归来草堂秀而野，入门穿径香馣馣。旧时如梦去未远，而此屈蛰同僵蚕。亦知风光过眼耳，当春发思谁能勘［堪］。

      至于游玩归来宴饮分纸的“寓斋”，首推陈衍的小秀野草堂。此地为康熙时文人顾嗣立旧居，道光中又有学者何绍基为题楹联“草堂小秀野，花事下斜街”，瘿公（罗惇曧）《饮石遗老人宅即顾侠君秀野草堂》（《国风》1卷13期）云：“背城幽筑占春深，僵石疏花柳千寻。旧主尚闻尊酒帝，荒盦今已属诗淫。相从哺啜夸馀子，每喜风骚得嗣音。更酹清觞慰猨叟，斜街花事未消沉。”其次是罗惇曧所寓的四印斋。前表所统计的14次交游唱和中，罗惇曧发起的就有6次，可见《国风·文苑》对其推重之意。四印斋在庚子间为常州派词人王鹏运避兵之所，后来朱祖谋亦尝居此，简盦（陈昭常）《寄题瘿公都门寓斋》（《国风》1卷33期）：“四印斋中风物妍，王前朱后各齐肩。一生襟抱明如月，几辈词流化作烟。此室近推名士屋，有时同证美人禅。冷官解作闲居赋，莫道酸寒不值钱。”读此可知彼时文人交游的内容，除了诗文唱和，尚有狎邪冶游。

      罗惇曧是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同学，而当时梁启超安插在京中的友人同门如吴保初、潘博、麦孟华、汤觉顿等也积极参与到这些交游唱和中。宣统三年（1910）四月，梁启超游台归来，便收到罗惇曧的信，云：“尊诗锐进，无任佩仰。尧公（赵熙）谓才力闳肆，加以学力可以追人境庐，惟公图之。此间诗社并一时耆宿，惜渐近零落矣。附寄两册未免令公羡耳。”⑤ 似是向梁启超炫耀京中结社唱和的盛况。《国风·文苑》对京师士人唱和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政治家梁启超对文人交游的向往。这种向往，也许正是任公归国后在百忙中发起癸丑修禊的最初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