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0）01－0013－05 反思“五四”的思想资源，对当下极为必要，这是因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没有真正结束，由此“五四”的任务就没有完成，“五四”并未成为历史，成为过去，它所具有的意义，就当下的中国而言，既不是它的象在意义、符号意义，也不是它的纪念意义，而是其巨大的现实意义，它仍是活态的思想库。之所以要对“五四”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主要是缘于，包括“五四”在内，从辛亥革命到上世纪中叶，国人在引进西学的同时，做出了大量的思想创新，其中不少新的思想观念早已成为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主要根基，还有很多观念也蕴含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对未来的中国有着特殊的意蕴，特别是“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观念，在“五四”的思想资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包括“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观念在内的这些活态的资源，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及历史主义的客观评价的同时，更需要站在当下社会发展、思想发展的立场上，考虑如何活用这些资源，并将其纳入到新的思想生产与社会变革当中。要实现此目的，首先需要，从当下的社会需求出发，对这些思想资源作出一定分析反思。本文力图从三个方面，对“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观念进行反思。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观念自出现之日起，便不断地遭到质疑，并受到过严厉批判，甚至这一观念的重要理论代表也曾做出过严肃的自我批判，笔者以为，这些思想资源也应在我们当下的思考中得到充分的重视与考量。 一、关于人道主义社会改造观总原则的内在矛盾 “五四”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观的总原则就是“爱的哲学”观，主张以“爱”的力量，而不是暴力、反抗的方式，彻底解决人类问题，实现世界的大同。“爱的哲学”是“五四”现代人道主义长期被各种政治力量攻击的核心所在。这些批判与思考，尽管有其合理之处，但这些批判者们往往都是急于划清界限，并大多习惯站在自己立场，高高在上地审判，很少会居于“同情的理解”的位置去深切体察，挖掘“爱的哲学”的合理内核。因此，笔者对于这些否定攻击的言论一直深表怀疑，认为倘要真正反思这一观念，以冀对当前产生效应的话，与其接受这些盛气凌人的裁判，反倒不如去回顾现代人道主义者自己对“爱的哲学”内在矛盾的深入思考更为有益。 现代人道主义者在发展“爱的哲学”观念的同时，也意识到了“爱的哲学”观念，以及以其为基础建立的社会改造观本身存在着一些理论与实践困境，如“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最为关注的“憎”与“反抗”的命题，这一难题曾令许多人道主义者困惑，他们做出了以一下思考： 其一，某些人道主义者对“爱的哲学”及“无抵抗主义”发出了质疑。这些人道主义者提出了“憎”的存在，他们认为，当面临严重暴力事件及社会不公时，在人的心中“憎”是不可能不出现的，鲁迅在介绍阿尔志跋绥夫对托尔斯泰“无抵抗主义”的强烈反拨时就曾着重强调，“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也就是说，“爱”虽如“无抵抗主义”者所说是人的本能，但“憎”也同样会是善良人的天性。因此在一些人道主义文学家的作品中，与“无抵抗主义”所宣扬的由“爱”发出的不服从相对，出现了由“憎”发出的不服从的行为，这以阿尔志跋绥夫的《医生》为代表，医生拒绝拯救虐杀犹太人的警厅长；在有些作品中，“憎”甚至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如在梭罗古勃的《童子Lin之奇迹》中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幕“憎的奇迹”。对于这种“憎”的存在，鲁迅指出，它虽然有违“元抵抗主义”的宗旨，但仍没有偏离“爱的哲学”的核心——“爱”。其原因在于，第一，在鲁迅看来，就思想根柢而言，以医生为代表的人道主义者并未脱离“爱的哲学”的要求，他们的心理动机仍是“爱”，最终的目标也依然是人类爱的实现，况且他们往往是因为大“爱”才去深“憎”的，即他们所表现出的“憎”仍源于“爱”。他们甚至比一些纯粹的“无抵抗主义”者，怀有更宽厚、深沉的博爱之心。对此鲁迅曾做过较为圆满的解说：“这僧，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1]照此理解，《医主》中为反抗正是根植于更广大的爱，因为医生了解到他以前治愈的商人墨斯科皤涅珂夫积极鼓动、出资屠杀犹太人，于是他认为自己也对屠杀暴行负有一定责任，他觉得“倘那时我不曾医好他”，“现在就许要多活出几十个人”，[2]因此这次他为了更多人的生命，拒绝疗救恶人。而《童子Lin之奇迹》中除“恶”务尽的决心，表达的还是希求“完全的解决”，[3]期盼人间“爱”的实现的急迫心理，因此小说中的“憎的奇迹”实际上是别一种意义的“爱的奇迹”。第二，从《童子Lin之奇迹》与《医生》两部作品看，阿尔志跋绥夫们仍然是不赞成“以暴易暴”的，因为即使是在这两部态度如此激烈的作品中，他们也并未主张采取任何暴力方式，他们所赞许的医生和童子Lin所做的，只是基于“憎”的不服从，以及对施暴者灭亡的诅咒，并没有任何付诸行动的反抗。所以在鲁迅看来，阿尔志跋绥夫们终究“仍然不免是托尔斯泰之徒了，而又不免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反抗者，——圆稳的说，便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调剂者”[1]，从根本上讲，他们始终没有离开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的根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无抵抗主义”进行了“调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