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女性”作为少数受西方思潮影响、思想和行为超前的现代妇女形象，在20世纪初晚清女权运动中就已出现；但“新女性”作为对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指称的新名词存在，则在“五四”以后。① 五四新女性产生于新教育制度下的“学校”这一平台，是伴随大学开放女禁及男女社交公开，在新文化启蒙话语中被建构起来的。“五四”女性解放作为“人”的问题被提出，又在“个人主义”的话语中得到论述。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与性别关系最为密切的个人权利问题，赋予了新女性一种特殊的时代使命，使其在新旧伦理的博弈中被推到前沿，成为与旧道德分庭抗礼的“新”道德的体现。然而，新文化主流话语的新旧二元论，使个人主义在被简约为青年与老年、个人与家族（及社会）之间的“新”与“旧”的冲突时，新文化共同体中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却被忽略了。这不但使出走的娜拉随即面临“走后怎样”的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新文化的恋爱自由危及大量包办婚姻下的“旧”女性时，新女性的性别认同及相应的关怀伦理与心理，使她们陷入另一重危机——如坚持个人权利，无数的女性同类将被遗弃；若满足关怀伦理，则新女性自身便要承受“重婚”或“同室”的屈辱。意识形态认同与性别认同之间的紧张，导致了新女性普遍处于焦虑之中。而为正义伦理所主导的新文化话语，使五四新女性的认同困境一方面被忽视，另一方面也缺乏相应的语言表达。因此，中国现代史上波及千家万户的恋爱与离婚自由思潮，无数女性的悲剧性体验，却缺乏相应的文学表现，而学术研究对此亦甚少关注。 一、大学与新女性的文化认同 “认同”（Identity）原本是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现在也广泛应用于人文学研究，它具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身份”，指个人或群体的出身、特质、自我想象与社会地位；二是指“认同”，即个人或群体为确证自己的社会身份而在文化上所做的追寻，如价值、信仰、民族、国家认同等。本文使用“身份认同”，是因为“五四”的认同问题兼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人”的发现，使个体获得新的社会身份，即由宗法制礼教文化中的“子民”，转变为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公民身份实现自我价值的现代社会之“个人”；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所追求和建构的新道德、新观念、新语言、新文学，是现代中国作为一个有别于传统中国的新的文化主体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依据，也就是民族身份得以确认的标志。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个人主体身份确立的过程，又是民族文化主体建构的过程。个体通过与家族礼教制度决裂而获得崭新的“个人”身份，民族也藉由摈弃传统而认同进步、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价值，而获得现代民族的文化身份。 “性别”在现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重要意义，不只在于它是个人身份确立的标志，更重要的是，有关性别的观念、伦理、制度的变革，是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必需选项。换言之，在20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解放作为社会文明与平等的象征，既关乎女性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又是民族国家进入“现代”的入场券。传统中国社会建立在纲常伦理结构的礼教制度中，女性的身份既为“父／子”、“夫／妇”关系中处于卑下和服从地位的“子”与“妇”，更因性别而丧失“子”的基本权利（受教育权、财产继承权等），并居于家族的最底层，在社会上也处于“无名”状态。因此，在社会伦理的变革中，女性权利成为最终裁判；女性的社会身份即是衡量社会文明“现代性”的基本尺度。② 所以，当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在晚清发轫时，男女平权便成为一项极重要的内容。不过，在晚清，因受制于民族主义的动因，女性作为个人的主体建构，并未能成为女权运动的目的，女性主要是以抽象的“国民”身份进入民族国家话语而获得初步的社会地位的。而到了“五四”，新文化的人本起点将女性权利纳入“个人自由”，使女性无论作为受压抑的性别群体还是应获得平等权利的个人，其地位的获得都与她作为个人的知识建构与人格独立紧密联系起来。女性的解放以个人主体性的获得为前提，它成为女性社会身份确立的重要标志。因此，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以兼具性别主体觉醒与个人自由的双重指向，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意识形态建构的理想文本。 1918年9月，胡适将美国妇女普遍具有的“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以及自立自强的精神，作为现代女性的楷模进行介绍。他说：“美国妇女不认男外女内的区别。男女同有着社会上谋自由独立的生活的天职。”“美国的妇女，无论在何等境遇，无论做何等事业，无论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个‘自立’的心。别国的妇女大概以‘贤妻良母’为目的，美国的妇女大概以‘自立’为目的。”③ 关于美国社会女性独立精神的养成，胡适认为“全靠教育”，即国家实行的从小学至大学的“男女共同教育”制度。④ 在中国，尽管自1907年始，西方化的现代学校教育已被纳入体制，但胡适作上述演讲时，男女同校的主张还仅在小学试行，⑤ 女子高等教育则刚刚发微，⑥ 而“男外女内”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社会分工，⑦“贤妻良母主义”作为晚清以来官办女子教育的明确宗旨，仍是大部分女校的办学依据。因此，受惠于男女平等教育、有思想能自立的“新女性”群体还只是一个愿景。然而，大概胡适本人也难料到，仅在两年后，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大学男女同校、社交公开以始料未及的迅猛势头在全国推行，他所期待的言论激烈、不依礼法、崇尚新思想和新道德的新女性群体，就在他曾授课的女大学生中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