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的《甲寅》杂志（1914—1915）与《青年杂志》（《新青年》）颇有渊源。据笔者考证，《甲寅》作者中至少有16人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其主要政论作者如高一涵、易白沙、李大钊、刘叔雅等，成了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的基本班底；在《甲寅》偶露峥嵘的胡适、吴虞，则成了《新青年》的骨干。笔者试图从杂志形成、发展的外部因素，包括编辑和作者的人际互动以及刊物所依托的出版机构等角度切入，重新释读这两份杂志之间的渊源，尝试以微观史学的方法，再现新知识者在民初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围绕报刊杂志这一新兴的言论空间进行交往和互动，构筑自己的思想和文化网络，制造引导时代进步的新议题的历史过程。 一 晚清以降，报刊业日渐兴盛。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无论是商业报刊、党派机关刊物还是同人杂志，凡获得成功者其背后必有一支得力的作者队伍。《甲寅》草创于危难乱离之际，仓促间章士钊难以组织起一班整齐的人马，第一期的主要政论和时评看似出自多人之手，实则都是章士钊变换不同笔名一人操办。但出版大型期刊毕竟不同于没有时间限制的私家著述，即使才高如章士钊者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长期包打天下，况且这也有违章士钊“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交接”的创刊初衷。因此，打造一支像样的作者阵容，开拓更丰富的稿源，就成了章士钊的当务之急。从第二期开始，陈独秀、李大钊、杨昌济、吴虞、胡适、易白沙、高一涵、刘文典等人逐一登场亮相，为《甲寅》增色不少。这样一批背景不同、经历各异的作者如何聚集在《甲寅》帐下，而章土钊又是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本来就是文化史、出版史和民国期刊研究中不应忽略的重要课题，而如果考虑到这批作者日后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一过程就更值得认真检视。如果将章士钊的作者群粗略分为革命旧友、文字新朋、海外新锐、国内名宿等四种身份，那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虞或者正可以分别作为代表。 在《甲寅》诸作者之中，与章士钊交往最早且最久者无疑当属陈独秀。章士钊与陈独秀可谓“总角旧交”，“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① 1902年，章士钊从武昌顺江而下，到南京江南路师学堂求学，结识了同学汪希颜（后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之兄）、赵声（伯先）等，并通过汪希颜结识了因宣传反清而逃至南京的陈独秀。② 1903年《苏报》案发之后，章士钊与陈独秀、张继、苏曼殊、何梅士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继续宣传革命，负责主要编辑工作的就是章士钊和陈独秀，两人“夜抵足眠，日促膝谈，意气至相得”③。1904年章士钊和杨笃生一同组织了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国协会，自任副会长，陈独秀、蔡元培、蔡锷等为会员，准备实施暗杀等暴力革命行动。其后由于黄兴在长沙事泄失败，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又不中，上海的革命团体遭到破坏，同志星散，章、陈也各谋出路。章士钊后在日本及英国“苦学救国”，陈独秀则继续自己职业革命者的冒险生涯，但两人友谊并未中断。因此，1914年，当因二次革命失败遭通缉而困居上海、“静待饿死而已”④ 的陈独秀来信寻求谋生之计时，章士钊便很自然地想起邀请这位文才出众、擅长办报的老友来协办《甲寅》。虽然陈独秀在《甲寅》上除几首旧诗之外，只发表了一篇正式论文《爱国心与自觉心》、一篇小说序言《〈双枰记〉叙》以及一封通信，但这并不妨碍陈独秀成为《甲寅》的幕后英雄，留下自己的印迹。吴稚晖就曾经说过：“今日章先生视《甲寅》为彼惟一产物，然别人把人物与甲寅联想，章行严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陈独秀。”⑤ 事实上，由于材料的缺乏，今天已不可能再现陈独秀加入《甲寅》工作的具体过程，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仍可看出，陈独秀在编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吴虞曾在《甲寅》第1卷第7号发表自己的得意之作《辛亥杂诗》，而这些诗就是陈独秀选载并加以圈点的。⑥ 一年多之后，吴虞又向《新青年》投稿，陈独秀不仅大加欢迎，而且表示已经停刊的《甲寅》正准备续刊，如果吴虞愿意把自己的文章全部寄来，可以“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⑦ 与此同时，在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也代《青年杂志》和《甲寅》同时向胡适约稿。⑧ 由此可见，陈独秀不仅确实在《甲寅》承担编辑工作，推出吴虞等一批有广泛影响的作者，而且在筹划《甲寅》复刊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便他此时已经拥有自己的刊物《新青年》。陈独秀是将《甲寅》与《新青年》视为姊妹刊，尽心尽力为它们筹划稿源的。 如果说陈独秀是章士钊革命旧友的代表，李大钊则堪称章士钊以文会友策略的一大收获。1914年春，李大钊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他主动向章士钊投稿，稿件和信函都得以在《甲寅》刊出，从此开始了与章士钊长达十余年的深厚友谊。章士钊对此有详细的回忆：“1914年，余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余既不识其人，朋游中亦无知者，不获已，巽言复之，请其来见。翌日，守常果到。于是在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以迄守常见危致命于北京，
十有四年，从无间断。两人政见，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弥远，而从不以公害私，始终情同昆季，遞晚尤笃。”⑨ 虽然对章士钊而言，李大钊只是初识的新朋，但李大钊在与章士钊谋面之前，已经是《独立周报》的热心读者，对章士钊“敬慕之情，兼乎师友”。⑩ 虽然李大钊在《甲寅》连通信在内也只发表了四篇文章，但李、章的结交，对双方而言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论者已指出，章士钊在李大钊早期思想变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东京《甲寅》杂志时期尤为明显。(11)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章士钊在当时舆论界、知识界的地位和影响。反之，李大钊也以其文笔和品德得到了章士钊的高度信任，成为倚若股肱的重臣。1917年章士钊创办《甲寅》日刊之后，李大钊、高一涵随即进入编辑部，担任主笔。正如章士钊所言：“守常在日刊所写文章较吾为多，排日到馆办事亦较吾为勤。”(12) 在《甲寅》日刊时期，李大钊承担了主要编辑工作并发表文章六十多篇，不仅继续阐扬了章士钊的“调和论”政治思想，而且以其近于章士钊的文风，与高一涵、李剑农等一道被胡适写入文学史，列为“甲寅派”，进一步扩大了《甲寅》在知识界、思想界的影响。其后章、李虽在政治、文化观点上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但始终保持良好私交。刊物主编与作者因投稿而结下深厚友情，章、李二人可谓是典型。 除李大钊之外，章士钊在《甲寅》时期发掘的新人还有不少。由于章士钊自己曾留英多年，政治思想也倾向于英国议会政治，因此在《甲寅》后期推出了杨端六、皮宗石、周鲠生等一批留学英美的作者。现在看来，在这些新面孔中，最值得注意的当然就是留美学生胡适。虽然胡适只在《甲寅》发表了一篇译作和一封通信，实在算不上主要作者。但由于胡适在日后新文化运动中的特殊地位，他与《甲寅》的这段文字缘以及其中透露出的线索值得认真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