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有关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考察日渐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一涉及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海外汉学、华侨华人研究诸领域的崭新论题，随着海内外学术交流的频密，其学理意义与实践价值得到不同科际学者的关注和思考。在“批评理论”研究不断受到重视的语境下，海外华人批评家的跨国批评实践，提供了一个考察当代西方批评理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崭新而特别的视角，其对中国当代批评建设的借鉴意义格外突出。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如全球化时代的“学术流散”倾向、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力”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的复杂面貌等等，正日益重要地凸显在文学理论及比较诗学研究的视阈中。一种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正向我们走来。 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他者” 海外华人批评家进入中国内地学者视野，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国门再开后的中外学术交流。1983年，应钱钟书先生的联络，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夏志清教授回内地访问，掀开了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交流新的一页。接着，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领军人物的论文陆续见诸国内学术刊物。较早进入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视野的是李欧梵①。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3期发表了李欧梵、邓卓的《论中国现代小说（摘要）》，李的另一篇论文《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②，发表后在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界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并被广为征引。颇有意味的是，1986年，李欧梵两次在内地发表介绍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情况的文字：一次是与李陀、高行健、阿城三人在天津《文学自由谈》编辑部的座谈，另一次则是回到家乡河南大学的讲演③。这两篇文章无疑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随着国门的打开，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交流、互动及影响正在不可避免地加强。 事实也正如此。80年代末以来，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交流呈现出一种“加速”趋势，海内外学术研究的“整合”也出现了一些成果。如果说1987年开始推出的“海外学人丛书”尚是海外人文社科学术成果的全面展示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海外华人批评家群体的关注则显得更为集中：1997年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批评空间的开创》就收录了多篇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文章，显示出将海外批评家群体融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努力；1999年上海三联书店推出“海外学术系列”，包括刘禾、郑树森、张错、杨小滨等人的论著；2001年许子东、许纪霖主编的“边缘批评文丛”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赵毅衡、黄子平、唐小兵等人的著作；2002—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讲”书系收录了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和王德威的《现代中国小说十讲》；200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的“海上风系列”收录了刘绍铭、李欧梵、王德威、张旭东等人的学术随笔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外华人学者论丛”收录了张英进、刘康、王斑等人的近著；季进、王尧主编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2008年起由上海三联书店陆续出版。近年来，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出版渐成中国内地学术出版的一个热门选题。 伴随着海外学术成果的译介，对海外华人批评家的研究也渐成热潮。2004年的《当代作家评论》“批评家论坛”连续刊出李欧梵、王德威、许子东等海外批评家的研究专辑，有关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的专题论、个案论陆续成为国内硕士甚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显示出国内学界对此一研究领域的不断重视。译介与研究伴随着争议。海外华人学者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像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刘禾等，其著作和观点都曾受到内地学界不同程度的讨论甚至批评，而由此形成的“批评—反批评”现象也成为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之一。 毋庸置疑，海外华人批评家之进入中国内地学界，最早是以一种带有异质性的“他者”身份。无论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等人的褒掖，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对鲁迅思想的重新思考，《上海摩登》对上海“孤岛”时期文化性质的判定，还是王德威那一声“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断语，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颠覆成规与权威的论述策略，抑或史书美“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论述对“现代中文文学”的挑战，都在刺激着内地学术界早已麻木的思维和神经。这种挑战性的声音，并不限于上述从台港走进西方的华人学者。即便是20世纪80年代国门再开后负笈欧美的内地年轻学人，也不时传回迥异于国内主流的思想和观点，像刘禾对“国民性神话”的批判、唐小兵对“十七年文学”的再解读、王斑对“创伤记忆”的思考、张旭东对“后社会主义”走向的判断、刘剑梅对“革命”与“情爱”关系的叙述、许子东对“文革小说”叙事模式的整理、陈建华对“革命”概念的溯源及“通俗文学”的追问，以及张英进、鲁晓鹏、张真等人对“华语电影”概念不同角度的切入，等等，都曾在内地学界激起一阵阵的波澜。 从港台或内地“流散”至“他方”的华人学者，因其对产生于文化母体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先后扮演起“学术反哺者”的角色。不仅仅由于学术规训的差异，更因为言说位置的区别，海外华人学者的言论从总体上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另一种声音”。这样说，并非暗指海外华人学界铁板一面、意识统一；恰恰相反，海外华人学术圈的内部争议十分明显，甚至时而激烈，而这些争议往往关联着发言者的身份、学科、年龄甚至场合。但不可讳言的是，作为“整体”的“海外华人批评家”，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中切实起到了“他者”的作用。这一批评理论刺激了内地学界陈陈相因的学术话语，呈现了别样的观念与方法，彼此构成了较为热烈的互动（不管是以赞同还是争论的方式）。打破统一性之后的内地现代文学研究界，再也无法忽视大洋彼岸这真实的“另一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