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批评中，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不能仅是语言（母语）表述的多样性，还需要看某个民族作家怎样用母语叙事。在这样的叙事中包含着怎样的文化观念，这些观念对构建社会的整体文化有何种价值导引。现在，单边叙事开始引起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注意。① 一 关于单边叙事，就其理念来说，已有诸多大家的阐释。②在笔者看来，就是一种把日常生活经验中的整体丰富、随意多样的现实，或简约或重写成被控制的、在策略上事先限制的叙事。对不同的叙事者而言，采用什么叙事策略，即采用或不采用单边叙事都是非常自然而便捷的。一般地讲，汉族作家可以写少数民族生活，少数民族作家在自己的写作中也有不同民族的文学人物和叙事。可由于特定的区域、民族文学传统、宗教背景等的原因，当代一些少数民族文学的文本叙事中没有对非我族的“他者”的叙述，或是简约化和限制对“他者”的叙事。而是着重写本族群、本民族的叙事：想象虚构的都是单一的本民族的故事，其中出现的是纯粹本民族的事件、场景、人物、观念和理想。就文学写作和批评本身而言，这是没有什么可置疑的。但是，作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面对这样的单边叙述文本却需要进行多方位的价值判断。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批评过程中的“单边叙述”，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体现公共性时不可回避的话题。虽然，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是相互影响、学习的产物，但是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特别是进入到20世纪末和新世纪后，单边叙述作为一种书写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有增加之势。因为不管是文学文本还是网络文学，读者都清楚地知道，阅读“不只是把一本书当作一本书来阅读，而是把它放入脉络，以理解它是怎样产生的。没有任何书是凭空进出来的。写作是一种选择行为，其中牵涉一系列的选择，由作者与社会互动而形成”③。在笔者的记忆里，当代文学中，汉族作家笔下有许多描写和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内容，在叙事作品中有许多主人公是少数民族。不管是“文革”前还是“文革”结束后，有一批汉族作家的主要作品都是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④这个被称之为“民化”的文学形态一方面是汉族作家想从异文化中获得补充和丰富；一方面与主流的文化政策有关系：在边疆地区的文学工作者必须要表现边疆的生活，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所以，许多汉族作家都自然而然地在自己的作品中把少数民族题材、主人公作为重点来叙述、描写。显然，这有概念化、肤浅化的痕迹，但这些作品的读者基本上是汉族读者，他们可能是在一种好奇、新鲜的心态下阅读的，可这并不排除对一个民族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心理的了解和认识。但少数民族读者和批评者一般很少会接受这样的本民族的文学形象，认为那是非真实的，是不完整的少数民族生活表现，是对少数民族生活的非现实主义的叙述。而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以汉族群众的生活和以汉族为主人公作为叙述对象的内容却是相对比较少见的，这在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⑤当然，这些作品可能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语境有关。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和丰富发展，20世纪末和新世纪以来单边叙述的作品比过去不是减少而是增多；除一部分反映在内地的少数民族生活的文学作品外⑥，相当部分作品中少见“他者”的人物形象。即使是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中，也几乎没有他族的人物形象。这在当代多民族地区的城市生活中是难以理解的，一个民族的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上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民族的同事、职业者、邻居发生各种自在性的联系，而这种自在性的联系本身是我们每个民族日常生活内容。如果说是现实主义叙述的话，这种少数民族日常性的生活表达中应该是有他民族存在的。从叙事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看，虽然，叙事不同于日常生活，指称的是有顺序的虚构作品，叙事比日常生活要集中、概括，叙事要突出特别的人和特别的冲突、问题或使生活变得复杂的任何事物；而日常生活往往被看成是真实的、自在性的、相对平凡的。但在伯格看来，日常生活仍然构成了闭合的虚构叙事结构“开头、中间、结尾”中的“中间”部分，在叙事结构中，叙述的各种纠葛可以在“结尾”里得到了一次性的解决，可是作为“中间”部分的日常生活却被长时间的反复“重演”。“因此，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叙事特性，社会科学家现在开始承认并研究叙事在人们的生活中和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必须学会如何‘阅读’叙事，以分析的眼光看待叙事，看到叙事中与我们生活中诸方面的类似之处，看叙事中的男女主人公象征了什么，以及他们反映并影响我们关于权力、性、道德、美好生活等等的观点的方式”。⑦正是在这惯常、微不足道、琐碎的一天又一天中包含着不同个体极具吸引力的“互动形式”，这是赋予任何个体与他者进行交往行为的规则、结构和形式。日常生活里的互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更大的社会系统，揭示了人类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行动来塑造现实，所以日常社会已成为现代性的表征或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叙事中如果缺少这种不同个体、族群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互动，仅仅是单一性的族群个体叙事，那么我们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公共性内涵是否就会显得有点轻了呢？ 维吾尔文学批评者帕尔哈提·吐尔逊提出本民族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他认为，新时期以来的维吾尔文学单边叙述的特征依然很强烈。⑧在帕尔哈提·吐尔逊看来，这些单边叙述都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文学和批评，其中体现的是本民族文学自言自语的话语姿态的惯性和强大力量。帕尔哈提·吐尔逊的观点激烈犀利，虽有偏颇之处，但是却给人以非常的触动：为什么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会有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或批评者愿意单边叙述呢？ 单边叙述需要有相同经验和心理的观众或读者，因为就小说而言，小说的结构中存在着感情与参照体系，小说的结构是一种“情感结构”，这种结构可以使观众、读者时刻认同、热爱自己的民族并且接近某个民族的人或某国人。所以，单边叙述文本可以使自己拥有相当的文学读者。当然，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单边叙述文本也会由于自己叙述的“共同视角”，在拥有一部分读者的同时也极易疏离更多文学市场的读者。因为“文学新的和扩大了的意义的生命力不能系于一种性质，或者一件事件的零散概念”⑨。文学总是文化的反映，而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对任何一个群体、民族而言，“文化永远不只是拥有的问题、绝对的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借与贷的问题，而且是不同文化间的共享、共同经验与相互依赖的问题”⑩。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文化的共享、共同经验与相互依赖问题体现在文学上，文学自然也要进入到社会公共领域中去。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下少数民族生活的部分文学作品中的单边叙述倾向，是不大考虑多群体、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社会公共领域性问题的，表现的似乎仅仅是“自我”在“本土”上的活动。因为单边叙述当作他者不存在，他者不是参照物，表现出的只有自我的爱恋和对自我的认定。由于单边叙述的过程是叙述者想淡化或忘却他者的存在，仅有民族历史的时间流动而没有空间网络联系的单向性要求的存在，所以，这样的叙事文本是缺乏历史“坐标”参照的叙事，这样的叙事其实是作为文本中虚构的“强权”，是一个民族的自言自语。在这样的叙事言说中，包含着一种由于强烈的自我个体性自尊而对就近的“他者”自在性存在话语言说的有意识地漠然不顾。显然，这样的漠然不顾是一种担心被“他者”影响改变或遮蔽的忧患和焦虑的体现。就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而言，这种单边叙事是在继续完成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的历史进程，并且是用现实主义来叙述这个进程，但这并不仅仅是在叙述民族生活的现实，也不是为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叙事。而实际上，在历史的进程中这样的文学叙事都是必要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在不同的时期这种意识形态的意义各有差异。所以，面对如此的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叙事，我们的文学批评者要意识到这种单边叙事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凌津奇看来，对少数族裔作家而言，不管为什么原因选择了现实主义叙事，就他们在特定时期所面对的社会与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矛盾和冲突来说，这种叙事都是一种必要的意识形态工具。所以，批评必须要关注文本中各种意向表达之间的关系，这是少数族裔文学批评的关键。当然，产生部分少数民族文学单边叙事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最终少数民族文学中的这种叙事是为了体现本民族的主体性意识，是在与他者文化有意或无意的疏离和与主流文学的自我边缘化过程中呈现出本民族意识形态话语的张力性姿态。这意味着通过一个族群或民族在“本土”或“文化”的自在性和想象性的生存状态文本，带出本族群或民族欲求的利益、权力以及在世俗力量之下产生的多种复杂的情感心理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