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争档案：《人民文学》的“革新特大号”，发表了李国文的《改选》和宗璞的《红豆》等一组具有探索性的小说。此时，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开始，《红豆》跟其它“百花作品”一起受到批判。《人民文学》编者曾作公开检讨，承认“这篇小说虽然有某些优点，但其思想倾向是很不健康的”（《人民文学》1957年10月号），当时围绕《红豆》爱情描写的论争，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爱情与阶级性的矛盾关系上。大多数人认为小说对江玫的爱情描写不妥当，作品的思想倾向不健康。 1957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伊默的《在感情的细流里——评短篇小说〈红豆〉》，觉得“似乎作者的意图在反映江玫在革命熔炉里的成长”，但显著的艺术效果，“却是突出了江玫的这段陈旧恋情的痛苦回忆，孤独的江玫的浓重感情仍然留恋着过去，她的参加革命，倒仿佛只是一种陪衬，一种装饰。” 1957年第10期《人民文学》的《这是什么样的“革新”——读者对本刊七月号的批评》中，转述了一些“读者”对《红豆》的意见，如人骥在写给《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信中评论道：“想一想小说的开端和结局，一个党的干部江玫含着眼泪悠悠怀恋的，却是一个连祖国也不要的叛徒，这难道不是对无产阶级战士感情的嘲笑？” 1957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发表的姚文元的《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一文，涉及对《红豆》的分析批评，指出：“作者也曾经想……刻画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江玫经过种种复杂的内心斗争，在党的教育下终于使个人利益服从于革命利益”，“然而，事实上作者并未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描写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一当进入具体的艺术描写，作者的感情就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的、狭窄的诉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作者没有比江玫站得更高”，没有“看到过去江玫的爱情”“是毫不值得留恋和惋惜的”。 《红豆》发表一年之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海燕文学社召开座谈会，对作品的思想倾向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批判。1958年第9期《人民文学》为此发表了《〈红豆〉的问题在哪里？——一个座谈会记录摘录》。其中张少康的发言代表了从阶级立场看问题的批评方法与观点。他说：“如果说一开始江玫是以一个资产阶级小姐的身份和齐虹恋爱，那么最后当她思想立场逐步变化时，就应该对齐虹这样的人和他的爱情有所厌恶，像《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对余永泽的感情变化一样。因为一个人的思想和感情是统一的，是和阶级立场不可分割的。对于恋爱的态度，也是表现了一个人的立场观点的。但是作品中并不是这样。江玫一方面是步步走向革命，另一方面对齐虹的爱情却始终如旧。甚至到了解放前夕，齐虹将要飞走时，她担心不能和他再见‘最后一面’，竟‘心理在大声哭泣’，‘心沉了下去，两腿发软’。这就表明江玫一点没有改变，仍是充满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1979年，沉埋地下二十多年的《红豆》，被选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鲜花》。针对50年代的观点，李子云认为，“《红豆》受批判时，主要的罪名是鼓吹超阶级爱情，宣扬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红豆》通过人物形象诉诸读者的，恰恰是爱情——特别是在阶级矛盾激化、双方壁垒分明的时候——是不能超越阶级的”，“这两个隶属不同阶层的青年的爱情悲剧，倒恰恰说明恋爱并非至上、恋爱不能超越阶级。”（李子云《净化人的心理——读宗璞小说散文选》，《读书》1982年第9期） 另有一些论者从文学创造本身即人物形象塑造与性格刻画的角度为作品辩护。如王昆建觉得江玫的“性格和心理具有那个向上的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特征”，“我们尽可以说江玫的感情过于缠绵，缺乏刚毅果断的性格，但这种复杂的感情心理，却符合江玫这一人物的性格特征。”（王昆建《宗璞小说创作简论》，《昆明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 从90年代到新世纪，“再解读”的文学研究方法得到普遍运用，对《红豆》产生不少新的看法。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指出“小说又包含着复杂的成分，存在着叙事的内部矛盾”，存在“投身革命与个人情感生活，在小说中没有被处理成完全一致”。这一见解吸引很多研究者从小说叙述的分裂或叙述“缝隙”里，还原出小说的爱情书写的本义和由生命本能决定的男女之爱超越社会规限的力量，以及文学环境的压力给文本创造带来的复杂性和局限。赵晓芳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试析宗璞〈红豆〉的叙述“裂缝”》（《名作欣赏》2007年第4期），不同意“革命战胜了爱情”的观点，而觉得“《红豆》中存在许多叙述‘裂缝’”，“从表层结构来看，《红豆》有一个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框架”，“但从深层结构来看，被道德、政治、革命所诋毁、压抑、遮蔽的‘个人’、情感等个人话语又以一种隐性的方式改头换面地存在着。” 孙先科的《爱情、道德、政治——对“百花”文学中爱情婚姻题材小说“深度模式”的话语分析》（《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和《话语“夹缝”中造就的叙事——论宗璞“十七年”的小说创作》（《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4期），将《红豆》放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和作家创作史上，进行全方位的、更深层次的考察与研究，改变了简单地将知识分子人文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置于对立关系上的做法。认为“爱情不仅与道德有关（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而且还是个与社会、历史息息相关的宏大命题”，“《红豆》或许是将爱情故事与宏大历史主题结合得最佳的一个案例。”他还认为，“《红豆》在同期的文学创作中提供了一个在笑学层面上思考革命伦理（个人与集体、感情与神圣信念之间的关系）较纯正的趣味——它的悲剧取向，即以悲剧的情感、悲剧的审美姿态处理悲剧事件”，“在知识分子如何走向革命的问题上，《红豆》表达了一种更加温和地对革命的认知方式与接受方式”，“《红豆》是两种话语结合的产物，它在主导形态上所遵循的是知识分子／党的引导（群众中锻炼）／走向革命这一主流模式之外拓取空间的个人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