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时期，茅盾在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接触了大量反映湖北各地革命状况的新闻稿。茅盾《动摇》的创作即取材于这些新闻稿。《动摇》描写的是湖北某县城1927年1月至5月国民革命中的复杂局势，期间的混乱、矛盾、荒唐、残酷是匪夷所思的。《动摇》刚发表时，遭到了一些人的误解和非难。茅盾说道：“在对于湖北那时的政治情形不很熟悉的人自然是茫然不知所云的，尤其是假使不明白《动摇》中的小县城是哪一个县，那就更不会弄明白。”①张立国、孙中田在《论〈动摇〉的历史真实》②一文中认为，《动摇》所写县城的原型是鄂西地区的钟祥县。鄂西地区是1927年年初由北伐军从土匪和乱军中解放出来的。北伐军到来之前，鄂西地区兵匪横行，民不聊生。被北伐军解放的鄂西，工农革命蓬勃发展，成立了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店员工会、商民协会等。但被解放的鄂西一直处于立足未稳的状态，反动势力猖獗。夏斗寅的独立十四师即是一大隐患。该师驻扎在鄂西与四川交界的宜昌地区，目的是防范四川军阀杨森东下。但1927年5月14日，夏斗寅按照蒋介石的反革命意旨背叛了武汉政府。他勾结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残酷屠杀工农革命群众。茅盾的《动摇》即以上述史实作为背景。 茅盾又曾说道：“《动摇》是经过冷静的思索，比较有计划写的。是要借写武汉政府下湖北一个小县城里发生的事情，来影射武汉大革命的动乱，利用县城的小场面，由小见大。”③笔者在查阅了大量关于武汉国民革命的历史资料后认为，《动摇》确实是由小见大，反映了当时国民革命中的一些典型现实、典型现象。《动摇》是茅盾《蚀》三部曲中最成功、也最复杂的一部，广泛而深刻地涉及到当时混乱而复杂的革命现实。倘不考察当时武汉国民革命的现实，不联系历史资料，很难获得对《动摇》精准的解读。鉴于此，本文将联系史料，对《动摇》中重点写到的店员风波、解放婢妾运动，重点刻画的革命动摇者方罗兰做分析，力求获得对小说翔实、有深度的解读，并探询茅盾在小说中体现的并不明朗的思想立场与倾向。 一 矛盾胶着的店员风波 国民革命时期，工人阶级以罢工和政治斗争的形式援助北伐军。北伐军所到之处，工人阶级也获得了应有的解放和权利。据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1926年10月以后，武汉地区爆发罢工300余次，参加者数十万人。湖北省总工会会同国民党省党部、总商会等组成湖北省解决劳资问题临时委员会，与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等一起，共同调解了110起劳资纠纷。结果，废除了资本家随意打骂、开除工人的权力；每日工作时间减少到8至10小时；每人平均月工资增加5元，部分人增长一倍左右。④《动摇》描写的是湖北某一刚被北伐军解放的小县城，立足未稳，百废待兴。小说写到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店员风波。深受剥削压迫的店员，此时有店员工会助阵，向店东们提出了改善自身待遇的三大要求。但店东拒不接受店员要求，双方处于尖锐的矛盾对立中。实际上，国民革命时期，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是很有限的，武汉店员总工会是武汉总工会属下最大且异常活跃的工会组织。对于店员与店东的矛盾，小说中县党部也莫衷一是，难做决断。加之反动派的造谣与破坏，矛盾不断升级，处于胶着状态。店员的要求是否存在 “左”的倾向？该县城的店员风波何故如此棘手？最后的解决是否得当？茅盾对此又持什么态度？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对小说中的店员风波作分析。 店员向店东们提出的三大要求是：(1)加薪，至多百分之五十，至少百分之二十；(2)不准辞歇员工；(3)店东不得借故停业。店东们认为第一、二款尚可接受，第三款则万难承认，理由是商人应有经营自由权。店员工会则坚持第三款，认为凡想停业的店东大都受土豪劣绅的勾结，要使店员失业，并且要以停业来制造商业上的恐慌，扰乱治安。店员与店东的说法各有道理，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县党部对此也意见分歧，难做决断。县党部商民协会会长方罗兰就无法确定自己究竟该持什么立场。他见到店员时，慷慨激昂地说了许多支持店员的话，这些话是真诚的。当店东们向他请愿诉苦时，他又真心地对店东表示同情。店东与店员的矛盾实际上是在不断激化，加上土豪劣绅从中煽动、破坏，局势变得十分危急和混乱。店东们有悄悄转移货物之嫌，童子团则监视各商店。反动势力散布谣言，殴打革命群众。纠察队则带枪出巡，农民协会派农民自卫军进驻县城。恐怖的气氛充满在这县城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该县城的店员风波何故如此难以解决？省特派员史俊宣布该县店员风波的解决按省里例行的办法时，县党部陈中所说的一席话，触到了问题的实质。陈中讲到了土豪劣绅与店东们的联络，并说道：“敝县的土豪本就很有势力，能号召千把人。他们新近收罗了几百打手，专和党部中人及民众团体为难。刚才史同志说过省里的办法，自然应当遵照，但省里有大军镇压，办事容易，敝县情形，似乎不同。如果操之过急，激成了巨变，那时反倒不容易收拾了。”⑤没有强悍的革命力量做保障，行政人员就不可能有解决问题的铁腕。店员的要求不管是否合理，既然触动了店东的利益，就不会轻易实现。 现在需要辨明的一个问题是：店员们的要求是否存在“左”的倾向。在史学界，关于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工人运动是否存在“左”倾错误，不同学者有不尽相同的看法。刘继增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有一种严重的“左”倾错误：“就是不断提出使企业和商店无法承担的要求”；“无限制地游行集会，政治和经济的罢工，使生产不断下降”；“当时工会还自动减缩工作时间，有的名义上是工作八小时或十小时以上，而实际上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再一种表现，就是在经济上对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侵犯”。⑥曾宪林则认为，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的主流是好的，确实出现过“左”的错误，但也有右倾错误，这两种错误倾向是在发展变化的。“左”倾错误主要存在于1926年冬和1927年初。1927年1月湖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刘少奇等已经采取措施，整顿工会组织，严肃工会纪律，逐步纠正“左”的错误。1927年4月以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不断地发展膨胀，以至到最后断送了革命。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