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然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三部长篇《昨天的太阳是月亮》、《Baby，就是想要》、《角色无界》和一部短篇小说集《灵魂出窍》。一般地说，一个作家的作品在艺术水准上总会有所参差，与一两个艺术精品相伴的往往是一批平庸之作。鄢然却不同，她的作品不仅十年如一日地保持在一个较高的艺术水准之上，而且创作质量不断提高。本文试图从性别政治的批判、历史文化的征询、生态意识的自觉和叙事艺术的探索四个层面，对鄢然的小说进行初步解读。 一 性别政治的批判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当今女性处境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就整体而言，“男权制根深蒂固，是一个社会常数，普遍存在于其他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中”。①这就是所谓的性政治问题。性政治中的“政治”指的是“一群人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和组合”。②即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与支配。 男性对女性的支配与控制，是通过权力实现的，这种权力包括话语权力、政治权力和所谓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等各样形式。“男权制社会里的性隔离现象十分普遍，其证据随处可见。当代男权制社会中的几乎每一个权力集团都是由男人组成的。”③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权力集团的男性的侵扰。大学毕业的时候，白玲玲因拒绝了系主任的性要求被报复性地分配到了西藏；而“我”则被凭空诬为受到强奸，做了男性政治博弈的牺牲品（《因为你是女人》）。权力意味着威严，意味着世俗利益，意味着支配权，因此常常散发着迷人的魅力。《白面具中拉姆的情爱之灵》中的拉姆钟情的是演藏戏的男主角强巴次烈，但最终却嫁给一个“本波”（藏语，官员的意思）。权力以异化的形式，转化为一种性的控制力量，对女性的独立人格、价值观念和正常情感进行了深度的扭曲和改造。正是在此意义上，凯特·米利特深刻地指出，“无论性支配在目前显得多么沉寂，它也许仍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力概念。”④ 性别差别导致了权利的巨大差异，这一事实导致部分女性对男性身份极度向往，对自己的性别产生了厌弃和憎恨。《灵魂出窍》中“我”的性别倒错，就是女性自卑情结的体现。“我”的母亲为一个个男子所抛弃，家中没有男人，这不仅造成了整个家庭经济上的拮据，也导致了社会地位的卑下。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对“男性”的身份极度羡慕，拼命地想把自己变成男人。“我”假借佛意挎上了只属于男性的腰刀，通过打败罗桑的方式赢得了男孩子们的接纳，甚至还以追逐拉巴卓玛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的男性身份。但是，小便的姿势，月经的来临，身体的性征却一再暴露“我”僭越性别的虚妄。这一切并不能动摇“我”变成男人的意志。由此，折射出了“我”对女性身份的彻底绝望，也折射出男权文化可怕的压制力量。 在当代，女性文学的创作往往和“身体写作”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身体不仅仅指向感觉欲望，它也是文化最为丰富的载体。鄢然从来就不曾陷入到欲望书写的狭小胡同，一开始就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抓住了身体所有权这一核心问题。身体所有权问题比较复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这一问题包括了个体如何在生活规划的身体发展策略中作出选择，也包括谁来决定对身体的产物以及身体各部分给予处置。”②鄢然的大部分小说以西藏为背景，在藏文化圈内女性的生存处境同汉文化圈差别很大，一方面，藏族文化亦未解决好男尊女卑的观念，另一方面社会对女性躯体的规训相对宽松。表面看来，那里的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很大，比如《白面具中拉姆的情爱之灵》中的拉姆、《草原轶事》中的玉珠。但在科技相对落后的西藏，过去的一代女性还不能自觉避孕，生殖无法被纳入到生活规划之中，因此带来了一些她们难以承受的后果。《灵魂出窍》中的母亲，《草原轶事》中的格桑梅朵，都带着没有父亲的孩子生活在极度的困顿之中。在此意义上，藏族女性对身体的实际支配权还是非常有限的。在汉文化圈内，社会对女性身体的限制更为严苛。姚雁怀上了已婚恋人的孩子，被迫堕胎，后来丈夫又因她的失贞而施虐，并最终导致了她的自杀（《因为你是女人》）。在传统文化弥漫的社会里，女性无法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身体，正如米利特所说：“由于对处女贞洁的崇拜……以及许多地方的妇女不具备物质和心理上的避孕条件，女人至今仍未获得性自由和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⑤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女性的独立意识不断增强，对身体支配权的要求越来越高。在长篇小说《Baby，就是想要》中，鄢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叶心茹怀上了有妇之夫马敬之的孩子，她不顾一切反对，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在她眼里，自己的身体不应该受他人制约，完全归自己支配。长篇小说《角色无界》中“我”（雪珠）的故事与《灵魂出窍》极为相似。女主人公雪珠走得更远，她不再是简单地通过追逐女性来显示自己同男性没有什么差别，而是爱上了同为女性的林梦影，竟通过手术来改变自己的性别。这是《灵魂出窍》中“我”成为男性的愿望在现代科技环境下的一个必然延伸。经过作者的开掘，这两个相似的故事内涵上已经大相径庭，由对社会性别歧视的反抗变成了女性利用身体所有权改变性别的自由选择。在这里，鄢然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女性解放的新动向，“朝向身体的回归，产生了一种对认同的新追求。身体作为一个神秘领域而出现，在这个领域中，只有个体掌管着钥匙，而且在那里他或她能够返回来寻求一种不受社会规则和期望束缚的再界定。”⑥当然，在一个男性还处于绝对强势的社会里，女性对身体支配权的追求充满了困惑。王思思（《Baby，就是想要》）希望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生下情人费道立的孩子，目的是借此分得他的财产。鄢然本人对王思思的选择给予了充分的宽容和理解，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王思思的理想不过是在利用身体的支配权建立一种新的依附关系。戴晓娜（《昨天的太阳是月亮》）表面上更为主动，她充分利用身体的支配权，把身体转化为交换的资本。先是舍弃了未婚夫陈志斌，借剧作家臧翔的力量成了电影演员，尔后又依附管天生打进了香港娱乐圈。透过王思思和戴晓娜的生活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她们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出于无奈，在男权社会里，女性“不得不始终在掌权男性的同意下去谋求生存和晋升。要做到这一点，她也许得向男性妥协，或拿性作交换。”⑦另一方面，这种选择也反映出这些女性精神上的孱弱，她们并没有把身体支配权真正看成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的前提，而是把它当成建立新的依附关系的条件。她们显然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而是男权文化的造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