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水平是这样一个作家，当她在读者与学者云集的座谈会、研讨会之类“发表”讲话，她会用她平静的声音告诉大家：我只上过小学。她还会告诉你：我从小和自家的毛驴相伴长大。这时，你会有惊讶，不是惊讶她的出身与学历，是惊讶她的诚实坦然。也许我所知有限，印象中，当代作家里，能堂而皇之“亮”出自己的低学历，还有一位莫言。无独有偶，他们都来自农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 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文坛回望当代作家的知识谱系和写作规范，我想到了王小波的描绘：“当代作家是被十八十九世纪欧美文化与文学，准确地说是其中文译作所‘喂养’而成的；它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极为重要、然而始终隐形的文化资源，而且它事实上构造了出生于五十年代前后的当代作家的知识谱系与写作规范。”（戴锦华《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当代作家面面观》，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当我们按此套路去梳理葛水平的知识谱系和写作规范时，却发现，出生于60年代后期的葛水平，因为从小生活在和毛驴为伴的穷乡僻壤，因为山区就学条件所限只完成小学学业，上述“谱系”与“规范”对她鲜有影响，她所凭借的写作资源首先来自乡村生活体验与记忆，她接受的“规范”无疑也来自乡间的生存智慧和生命美学。那是近现代以来被知识精英们视为有待庙堂改造、广场启蒙的“草根”们的文化。幸耶不幸？在我看来这种后天“缺失”实在是成全了葛水平的写作。她几乎与生俱来地带着乡下人的眼光打量“生命”与“世界”。迄今为止，她仍然以简单而低调的姿态，不无固执信仰她的“草根”哲学。她曾提到自己六岁时认了一个“干爸”——那是村里的一块碾石！如果从时间上推算，认“干爸”的事情发生20世纪70年代，那是中国历史上最狂热的革命时期，就在一代作家赵树理的故乡，乡人们还抱有如此天真的生命信仰，“那个年月，乡村的孩子常常把自己许给一棵树，一条河或一块石头。乡下人相信自然的力量比人大，人是永远改变不了自然的，把孩子许给它，这个孩子就活成人了。”（葛水平《〈守望〉后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仅此一点，你就可以发现，“天道”的教育、乡村生活的自然经验对葛水平的知识构成至关重要，我们可以断言，即使日后她进入城市，葛水平仍然葆有并珍视她的草根知识根系，城市生活或许给她提供了一个写作平台，可她更自得于乡村带给她的馈赠与富足。 一 从葛水平目前创作的小说看，发生在太行沁水一带的乡村故事最多。迄今为止，她笔下的乡村故事从清光绪26年（《天殇》）写起，历经民国时期（《天殇》）、抗日战争（《狗狗狗》《黑雪球》）、土改前后（《甩鞭》），直写到当下（《地气》《空地》《守望》《喊山》《浮生》《黑口》《凉哇哇的雪》）。在这样一个不无漫长的历史时空，我们看到了葛水平如鱼得水的乡村想象与草根文化认同：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茂盛。那是阳光、水和土壤共同创造的生命，散漫不羁，生生不息；永远不会长成参天大树，却因植根大地而获得永生。按照现行历史教科书的划分，以1949年为界，她的乡村故事分属不同历史时期。但是在葛水平笔下，历史时空的转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不变的草根性情。沁水在中国现代读者的心中并不陌生，因为一代作家赵树理笔下的乡村故事也发生于此。半个多世纪之前，小二黑们的身影穿梭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农村新政权之下“翻身”、“解放”的宏大叙事中，当他们沐浴着新社会的阳光，脸上洋溢着兴奋、自豪与光明的笑容时，农民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被赵树理凸显、定格，成为一面反映中国农村变革的“镜子”。而出现在葛水平笔下的太行山区农民，《甩鞭》里的麻五和王引兰、李三有和铁孩，《狗狗狗》里的秋和羊倌武嘎，《黑雪球》里的武海清和李翠喜……几乎与小二黑们活动在同一时期，却让你怀疑他们是否来自同一历史时空。后者的生存依据更来自某种自然力量。你可以说是一种没来由的“秉性”使然，也可以说其实就是“常识”“常理”的推演。两个作家展示的乡村经验迥然有异。你会发现，葛水平其实是跳出了某种设定、规范，尊重来自生活本身的逻辑，接受来自生活、自然的启蒙，以一种平视的“齐物”的视角，反倒呈现出另一种更真实更健全的乡村想象，修正着五四以来知识精英居高临下的乡村书写。《黑雪球》的叙事从2003年写起，很快就随着一个“衰老得像一团糟棉絮”的寡妇李翠喜的记忆回到1941年，太行山区平良村来了日本人，全村女人遭遇了超乎想象的强暴与血腥，这酷烈的一幕定格在光棍武海青的生命记忆中，让他对“人道”“天道”与“兽道”的错乱有了太多的困惑不解，从此这个目不识丁的汉子，穷尽一生恪守自己提炼的道义和伦理：不再接近女人。他用被日本人砍剩下的一条胳膊，救活孤儿李翠喜，只身炸毁日本人的火车，却拒绝讲述自己的英雄事迹。战争扭曲了他，他带着彻骨寒冷的眼光看世人，成为一个沉默寡语孤独厌世的怪物，却从“黑雪球”——一群蚂蚁——的生存中反思人为什么连蚂蚁都不如。这就是“兽道”给他的启蒙。也是一个山民对战争的“质疑”和“反思”。《狗狗狗》的妇人“秋”，在全村人被日本人杀戮后和另一个小男孩虎庆幸存下来，她先是张开地母般的怀抱把孤儿虎庆养育成人，又像妻子般和他生了一群儿女，只为给这个村繁衍后代，一生不曾走出山神凹的秋，自足地完成了一个女人的原始使命。如果把这类小说与同时代的主流叙事比较，后者通常会预设一种历史理性，为其中的人物提供一个行为的根本理由，一个“意义”支撑，但是葛水平只让她的人物呈现其本然面目，用朴素的言行自发调节天道人道兽道的失衡，告诉你人的挣扎反抗不需要任何外在理由，他们卑微贫穷的生存自有一种意义。那是来自民间底层的生存法则，有铁一般的“力”和水一般的“善”，无需知识的启蒙，却体现了由草根文化养成的别一种草根人格，有着比“知识”、“思想”毫不逊色的启蒙与自救能力。而且，不同于现代文学以降的传统／现代视野下的乡村想象，葛水平的草根文化记忆摒弃了“怀旧”、“怀乡病”的知识分子模式或曰陈词滥调。她的想象和记忆鲜活艳丽，野性十足。旧时代的传奇、悲剧，不过是她挖掘草根文化（具体说是太行文化风骨）的沃土，你看不到怀旧的“感伤”，也读不出现代性的“焦虑”，反倒是一派平淡安详，隐含在富有生命张力的叙事中。 二 沁水属上党地区西部，在太行太岳两山之间，为沁河盆地凹陷的南端，晋南与晋东南交接处，距经济较发达的晋南和晋东南的区府所在地长治都比较远，加以地处崇山峻岭之间，地势险阻，交通不便，与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由于地处山区，沟壑纵横，石厚土薄，十年九旱，水土流失严重，加以土壤关系，只种杂粮且产量极低，日子十分艰苦。当地民谣“山药蛋子是主粮，鸡屁眼里藏银行”（葛水平《黑口》）所描绘的生存图景，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令人称道的是，葛水平对乡村的想象并未仅滞留在“过去”。如果我们可以把她笔下的前代故事叫做草根们的“前世”，作为同时代人，葛水平似乎更关注草根们的“今生”——她写他们当下生存的篇什分明更多。在《地气》、《喊山》、《连翘》、《空地》、《凉哇哇的雪》、《守望》等作品中，你会看到，时空的转换，带走了鲁迅故乡瑟瑟的寒风和瓦楞上枯灰的杂草，荡涤了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们笔下的破败愚陋；沈从文极力挽留的翠翠和爷爷是否余韵犹存尚未可知，毕竟二黑小芹也曾在新政权的支持下拥有了“花好月圆”的简单人生。到了葛水平生活的时代，改革开放、市场化、全球化的飓风一一刮过，即使“藏在山的夹缝里”的山民们，也被各色洪流裹挟着，在各各搜寻自己的生财之道、生存之道。他们首先要“活人”，“活人”就难免“生事”，可是“活人不生事，那叫活人吗？”（《浮生》）于是唐大熊在炒炸药致富的路上把四肢五脏送上西天；《连翘》里寻红娘为摘一株悬崖上的连翘被雷击中；《黑口》的五牛偷开黑煤窑换取那“灌了毒药”的“幸福”。她所呈现的一个个本色本真的现代乡村社会，不是以二元对立的简单形态出现，而是鱼龙混杂，良莠并存。今天的乡村，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复杂多变。时代的脚步，社会的变动，波及偏远乡村，也自有惊涛骇浪掀起，也自有惊天动地之处。乡间的人际关系或许比城市更其密切复杂，宗族的、邻里的，男女的，单这三项纠结一处，就会演绎出极其丰富复杂的纠葛甚至传奇，人心的复杂在乡民的言谈举止间闪烁出现，乡村社会隐隐约约或明或暗的权力之网甚至是“恶”的左右也叫他们难以摆脱。他们对是非的躲避或装聋作哑，见钱眼开或见风使舵，狭隘或小农意识，在葛水平看来，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和“道理”。 她也关注金钱利益驱动下农民偷偷挖山炸石所上演的种种“黑色”（煤和炸药）悲剧，如《黑脉》、《黑口》、《浮生》。在农民的世界观里，“看见钱，谁的眼睛不是绿毛贼，不贼才叫个日怪哩！”（《凉哇哇的雪》）“朝农民要钱比要命还难，但是见了好，也能简单到把命拿出来。”（同前）让人吃惊的是，葛水平处理这类题材时，跳过了对惨剧的展览和金钱刺激之下人性“恶”的强化描写，（不能不说有些作家在这方面流露出嗜血癖和有失艺术分寸的夸张），跳出了虽然激烈却失之简单的善恶对立，把它看成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意外”，无论生或死，人都要承受或舍弃。如果《黑雪球》《狗狗狗》可以把日本鬼子理解为具体历史内容的“恶”，那么在《浮生》《连翘》中，“恶”仅是一种自然之力，一种“宿命”：生活在这块土地的农民，一辈辈延续着“苦命”、“穷命”：祖先留下了贫穷，要他的后代继承；留下了苦难，让他的后人担当。没有留下快乐，他们就自己寻找创造，把漫长的一生度过。在这样一个“自然”程序中，她着力挖掘的是些命丧黄泉的不幸者至死未泯的憧憬和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