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谈〈寒夜〉》(1961)中提到了自己的创作动机：“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①。确实，在《寒夜》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巴金面对黑暗、不公平社会制度的一贯愤激之情。在很多研究中，我们也习惯把《寒夜》看作是一部通过小人物的悲剧，向黑暗社会进行诅咒和血泪控诉的现实主义力作。作为巴金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对《寒夜》仅作社会政治的读解会对小说的丰富性和深刻性造成某种遮蔽。如果我们对巴金解放前(1948)、“文革”前(1961)、“文章”后(1980)对《寒夜》的各种表述加以综合研判的话，我们会发现，《寒夜》绝不仅仅是一部“舒愤”之作，事实上，巴金写作《寒夜》时的心理状态，远比这复杂得多。在本文中，我们将试图探讨巴金对“死亡”的记忆和体验如何激起了他创作《寒夜》的心理冲动，作者对死亡的叙述如何建构了《寒夜》丰富的文本意蕴，人到中年的巴金对社会、家庭、婚姻、两性关系等的复杂而隐秘的心理体验对《寒夜》的文本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从而倾听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作者的声音，深入理解《寒夜》作品的艺术魅力。 巴金不是那种以理性精神见长的作家，在巴金早期小说的文字间，读者感受到的，往往是扑面而来的“激情”。巴金属于那种以感受性见长的作家，巴金创作中很少出现有拟定一个创作的提纲或计划之类，再按部就班进行写作的情况。《寒夜》写作时就是如此：“我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也不曾花费时间去想怎样往下写”②——这就使巴金的创作有了多种走向的可能。在具体的小说创作中，巴金总是被某种情绪记忆唤醒，这种情绪记忆让巴金处在某种持续而强烈的心理状态中，这些记忆中的人或事的碎片啮咬着他的心灵，折磨着他的神经，逼着他不吐不快。巴金创作处女作《灭亡》，最初只写了几个片断就搁笔了，至于要写些什么，巴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后来，为了用小说的形式形象地向大哥表明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和选择，他把几个片断连缀起来，就成了《灭亡》③；《家》也是写了一部分之后就搁笔，而大哥的死触动了他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大家庭的种种记忆，于是《家》成了控诉封建专制和大家庭罪恶的作品④。《寒夜》仍然是这种情绪记忆的产物。《寒夜》写作时，对死亡挥之不去的“创伤性记忆”，使巴金被一种孤独、绝望、虚无、矛盾的心境所包裹，而对这种心境的叙述与自我排遣，是推动他创作《寒夜》的根本心理动因。 《寒夜》写的是“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个重庆小职员的生活”⑤，作者于1944年初冬开始写《寒夜》，可以说，写作的时间与小说中人物开始活动的时间几乎完全同步，巴金既在现实中生活，也生活在他的作品中——“我说我写作如同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⑥。《寒夜》的写作中，巴金进入了“我好像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⑦的理想写作状态：巴金用写作与生活对话、与现实对话，可以说《寒夜》最初的写作有即时性和当下性的特点。那么是什么让巴金产生一种非写不可的冲动呢？巴金在1948年1月为《寒夜》写的《后记》，1961年写的《谈〈寒夜〉》以及1980年写的《关于〈寒夜〉》中，一再提及朋友和亲人的死，可见对死亡的痛苦记忆带给他怎样的影响！而激发巴金写《寒夜》最初的心理动因就是几个人的死：“第一位是我的老友范兄”，“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彦兄”，“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⑧。巴金1925年曾患过肺结核病，巴金虽是一个乐观的人，但在内心深处，结核病的阴影却一直挥之不去，“写《寒夜》的时候我经常想……万一原来患过的肺病复发，我一定会落到汪文宣的下场。”⑨而这三个人都是患结核病死的，与巴金非亲即友，“我想摆脱这三张受苦人的脸，他们的故事不断地折磨我。”⑩可以说，正是三个亲友的死，唤起了巴金对死亡的“创伤性记忆”，成了他创作《寒夜》的最初情绪触发点。 作家在童年和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亲人死亡、被遗弃、苦难的童年等，会对作家的人格和心理带来巨大的影响，沉淀到作家记忆的深处，成为作家的“创伤性记忆”。这些“创伤性记忆”会以或隐或显的形式进入到作家的创作中去。巴金10岁丧母，13岁丧父，11岁目睹二姊的亡故，27岁接到大哥自杀的噩耗，41岁又在上海的医院送走了感情甚笃的三哥……自童年开始，巴金目睹了太多的死亡：女仆、朋友、亲人……巴金自己也曾患结核病，与死神擦肩而过。在《寒夜》写作前后，亲友接二连三的死讯更是对他沉重的打击——据巴金自述，从1938年到1945年这8年中，巴金失去了8位亲友，其中6人死于肺病(11)。死亡，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魔影，黑沉沉地压抑着巴金的心灵，成为他记忆深处最不容易抹去的一部分。在巴金的小说世界里，死亡一直是指涉的话题之一。他的处女作《灭亡》中的杜大心死于军阀之手，《家》中梅、瑞珏和鸣凤，死于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威权之下，《憩园》中的杨老三和小虎……在巴金提笔续写《寒夜》主体部分时，正是对死亡的“创伤性记忆”，促使他进入一种欲罢不能的写作状态： “后来我在上海续写小说，一拿起笔我也会进入《寒夜》的世界里，我生活在回忆里，仿佛在挖自己的心”(12)“我钻进了小说里面生活下去，死去的亲人交替地来找我，我和他们混和在一起。”(13) 从实际的创作看，《寒夜》只写了最初的几页就搁笔了，小说只写了躲警报的见闻和这个小家庭的矛盾纠纷（汪母与树生的争吵和曾树生的出走）。但是，要写一个结核病患者的死亡故事，这是小说一开始就规定了的——在小说结尾，主人公汪文宣果然因结核病不治而死。但究竟要怎样讲述这个故事，巴金自己还处于混沌状况，所以巴金自己回忆《寒夜》创作时说：“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过是一个贫苦的患肺结核的知识分子。”(14)至于写一个小家庭的矛盾纠葛，也与巴金所擅长的写作模式有关——每一个作家都有其擅长的习惯的写作模式，巴金熟悉和擅长的就是写家庭，写家庭内部的矛盾纠葛，巴金为人称道的作品，如“激流三部曲”、《憩园》和《寒夜》，叙写的都是“家”的故事——只不过在“激流三部曲”里，他取的是家族叙事的宏大角度，写的是封建大家庭崩溃的故事，《憩园》写的是大家庭崩溃后两个家庭的故事，《寒夜》则直接进入家庭生活叙事，写一个四口之家的小家庭中的平凡的人事的悲剧。所以《寒夜》最初的创作是情绪触动的产物，而把一个肺结核患者的故事放到家庭冲突的模式中去讲述，也符合巴金习惯的写作路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