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4-0063-04 瞿秋白生活在历史变幻的风云时代，他曾亲身经历并熟悉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人事。对“五四”文学革命和大革命时期文学运动和思潮，瞿秋白也曾一再加以评说和论断[1]。瞿秋白的这些评述，不仅影响历史后来者，而且在当时也引起过诸多论争。瞿秋白甚至以强烈批评“五四”一代作家及其文学成就的方式，试图促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和发展[2](P184-207)，并以此体现其独特的现代文学史观。作为五四文学时期的参与者、亲历者，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先驱，在其诞辰110周年的今天，重新讨论瞿秋白对“五四”文学的评述和他试图构建的“五四”文学史观，不仅有着相当的思想研究价值，也有不凡的历史纪念意义。正如保罗·皮科威兹所说的：“要理解瞿秋白对于左翼作家的特殊评论以及他对未来的设想，必须了解他对现代文学运动简短历史以及它的革命产物的总评价。”[3](P112) 1 “五四”运动陡然爆发的时候，瞿秋白说自己是被“卷入漩涡”“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4](P25)。瞿秋白对自己参与后世仰之弥高的“五四”，其动机描述可谓非常朴素，呈现出穷学生在大时代浪潮中更为常态的被动和激情。而对“五四”时的思潮纷乱混杂，瞿秋白也有形象生动的观察和回忆，较平实展现他的心路历程，更客观传达出他对“五四”时期的体验。直到写《饿乡纪程》时，瞿秋白对“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潮也仍旧只有总体的感受和观察，但没有具体深入的研究，更没有对“五四”文学有更深入的关注[5]。 然而，瞿秋白日后的文化讨论却仍以“五四”为所有文化文学问题的讨论起点或者批判源头，原因何在呢？个中原因，可从《赤都心史》的最后两篇得到些许的解释。《生活》和《新的现实》不仅是瞿秋白思想飞跃的记录，里面有他新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生成的呈现，也是他现代思想体系生成的一个标志。瞿秋白在文中表示，他从此要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现象[4](P247)[6]。旅俄期间，瞿秋白用新现实观、世界观和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对“五四”进行反思，进而确定自己“为文化而工作”[4](P252)的奋斗目标。因此，日后只要是讨论到文化问题，瞿秋白总是以“五四”为起点的原因正在于此。 瞿秋白1923年扫描当时的文坛，对“五四”文学革命曾有过一个比喻：“文学革命的胜利，好一似武昌的革命军旗；革命胜利了，军旗便隐藏在军营里去了，——反而是圣皇神武的朝衣黼黻和着元妙真人的五方定向之青黄赤白黑的旗帜，招展在市侩的门庭。”[6](P312)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里，瞿秋白甚至提出“第三次文学革命”，要以“文腔革命”来开辟新的文艺战线和提出新的革命任务，把“五四”文学革命定为第二次文学革命。而第二次文学革命的前前后后，瞿秋白正是在场亲历者。因此，相关论述不仅篇幅最多，而且讨论尤为细致和充分，评论话语也特别激烈（甚至有不少过激语）。单就在这篇文章里，瞿秋白对“五四”文学的论述就不少于十处。尽管瞿秋白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真正的文学革命——“的确形成了一种新的言语”，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他此时由于评价要力求周全，因此表述话语有点抽象，对具体文类的成绩评价标准也显得单一。关于“五四”文学，瞿秋白反复强调两点：读者少——“只有新式智识阶级”，用的言语——不是“现代普通话”。因此，很难说瞿秋白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批评是出于一种文学立场。 《学阀万岁！》里，瞿秋白再次讨论到“五四”运动的光荣，首次对新文学的不彻底进行带有激烈否定色彩①的夸张描述②： 中国文学革命运动所生出来的“新文学”，为什么是一只骡子呢？因为他是“非驴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又已经不会真正讲“鬼话”；既然创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已经不能够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这叫做“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6](P176)。 瞿秋白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不彻底，除中国社会实际生活许多原因外，还有一个次要原因是“‘文学革命党’自己的机会主义[6](P176)。瞿秋白不仅指出“五四”文学革命的不彻底性，而且认为“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都堕落为反动的旗帜[6](P179)，认为不彻底性将必然导致其最终走向革命反动的结局。瞿秋白甚至断定“五四”娘家是“洋场”[6](P190)。于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瞿秋白进一步对“文学革命之中的文艺革命三大主义”展开批判[6](P198)，第一次激烈地把汉字说成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6](P247)、“十恶不赦的混蛋的野蛮的文字”[6](P15)，“必须完全打倒才行”[4](P495)。同时，瞿秋白也客观承认“真正的白话文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里面渐渐的产生出来的”[6](291)、“并不是说十四年以来的一切新式白话的刊物都是这种骡子话”[6](P344)。 而当讨论重点从“五四”文学革命从转移到“五四”式白话时，瞿秋白已经不是在讨论“五四”的文学意义，而是讨论“五四”文学的语言意义。瞿秋白迅速转向从语言变革的贡献反过来评价“五四”文学革命功绩[6](P292)。因此，瞿秋白的“五四”文学史观至少存在两次评价思路上的转折：第一次是从对“五四”文学革命评价转向“五四”文学的语言革命评价；第二次是从“五四”文学的语言革命评价转向“五四”的文学革命的评价。在他的一些论文中，这两种思路同时存在。这就导致瞿秋白对“五四”文学的评价往往出现夹二缠的混沌和片面论述的过激现象。因此，这也给后人增加不少对瞿秋白“五四”文学史观的误解和误用。瞿秋白的两次评价思路，都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性作为总的评价标准。革命彻底性问题当然至关重要，因此在瞿秋白才会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半路上失败了”，并且认为“现在需要第二次的文学革命”是“原则上的问题”[6](P339)。于是，瞿秋白根据实现文学革命和语言革命彻底性的具体目标——文艺大众化和现代普通话——展开“五四”文学革命评述。瞿秋白认为“哑巴文学”是过渡期现象，提倡新文学界必须发起朗诵运动，只有“朗诵之中能茶馆里朗诵的作品，才是民众的文艺”，即“茶馆文学”[4](P376)。这无疑已经是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先声。瞿秋白以革命历史展开的思路，论述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因为文艺问题也是阶级革命问题。为发动第三次文学革命，瞿秋白提倡文腔革命，号召“中国需要再来一次文字革命”[4](P465)、“文化革命”③。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革命——文腔革命——文字革命——文化革命，文艺大众化——汉字拉丁化——现代普通话，瞿秋白的论述逻辑渐渐趋于两个极端：一方面，越来越偏重于具体而微的语言文字；一方面，越来越强调大而化之的民族文化。也就是说，“尽管他在左翼内部属于五四新文学持极端之论者，但他以罗马字母取代汉字或绝对的白话的主张，却正位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逻辑延长线上”[7]。瞿秋白“五四”文学史观存在的两次评价思路转折，表现得异常清晰，而且呈现出极端化和可逆化的思维特征。两种思路和两个极端的绞缠论述，在此后瞿秋白的许多论著里随处可见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