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第三种人”、“第三种文学” 对“第三种人”的定义以及所包含的范围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清晰的界定。笔者认为“第三种人”定义的范围应是：(1)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2)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政党的领导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苏汶和后来也自称“第三种人”的胡秋原都怕把资产阶级的恶名加到自己头上去。苏汶在《“第三种人”的出路》中说，因为无产阶级的文学被几位指导理论家几次三番的限制，其内容已经缩到不能再缩的地步。因此许多作家都不敢赞称无产阶级作家，只以“同路人”自期。“然而这些‘不敢冒充’为无产阶级的作品，却未必一定是拥护资产阶级的作品。反之，它们纵然在意识上还有许多旧时代的特征，但多少总是向于无产阶级的；即使这一点倾向都看不出，那么至少可说是中立的。然而在左翼文坛看来，中立却并不存在，他们差不多是把所有非无产阶级文学都认为是拥护资产阶级文学了。”①苏汶在这里是想为中立者的文学辩护，不认同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便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左翼文学理论，最担心的是怕被左翼理论家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致使很多“作者之群”不得不搁笔，怕被指摘为“恶意”②，“资产阶级的走狗”③，“艺术至上主义”④等。鲁迅在对“第三种人”的答复中也是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立场来论左翼文坛和“第三种人”的关系的。“因为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⑤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⑥并举出纪德的例子，认为他在关键的时刻“就显出左向来了”⑦，还是做不成不偏不倚的“第三种人”。 另外，一些左翼的文艺评论家冯雪峰、瞿秋白、周扬等都是持非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论“第三种人”的。像瞿秋白就说：“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⑧1932年11月共产党人张闻天以哥特之名在《斗争》报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指出这种关门主义，“第一，表现在对‘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我们的几个领导同志，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⑨。张闻天认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中最占优势的一种”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在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之间有第三种文学的存在，批评了左翼文坛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其实鲁迅早在1931年发表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就指出：“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11)，“因为他生长在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恶，而向这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12)。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还没出现的时代，鲁迅肯定了小资产阶级文学存在的合理性和革命性。 第二，“第三种人”应被理解为处于“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政党的领导之间”。“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的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13)挑起关于“第三种人”论战的是苏汶发表于《现代》杂志一卷三期上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在这篇文章里，苏汶是把“智识阶级的自由人”胡秋原等放在“第三种人”的对立位置的。胡秋原在《是谁为虎作伥》中对自由的智识阶级的定义是：“我们所谓自由的智识阶级，不过表明我们：1.只是一个智识分子；2.是站在自由人的立场。事实是如此，因为我们：不愿自称革命先锋，3.我们无党无派，我们的方法是唯物史观，我们的态度是自由人立场。”(14)苏汶把胡秋原的知识阶级的自由人立场看作是“书呆子马克思主义”(15)，他认为“第三种人”既在左翼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之外，也不包括“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智识阶级的自由人”，“第三种人”即是简单的作者，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没有任何主义和理论作为写作背景。虽然胡秋原后来也认同自己是“第三种人”：“不要勉强他一定要写什么，怎样写。所以，我之所谓自由主义态度与唯物史观方法的意见，实际上只是一种第三种人的意见而已。”(16)胡秋原认为自己的“自由主义态度与唯物史观方法的意见”是一种“第三种人”的态度。他后来把“作者之群”界定为“既非南京的‘民族文学家’又非普罗作家的“中间群”，这和苏汶的作者之群的界定是有区别的(17)。苏汶的“作者之群”是把智识阶级的自由人胡秋原排除在外的，这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按照施蛰存的说法，“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文艺理论”(18)，胡秋原却把自己界定为“第三种人”，并且把“第三种人”界定为“既非南京的‘民族文学家’又非普罗作家的‘中间群’”，这样，“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就不仅仅指“无产阶级及其文艺理论”，还包括南京的“民族文学家”，“第三种人”就有了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政党的领导之间的意义了。无疑，苏汶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作者的眼光更犀利，他批评胡秋原站在自由人立场高擎马克思主义，看到了胡秋原的文艺自由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内的，在阶级斗争白热化的年代最终将导向不自由，而他的“作者之群”的文艺自由理论，因关注现实、关注真实的要求，又没有特定的文艺理论支撑，最终又不可避免地倒向文艺还是可以暂时为政治服务的圈套。苏汶作为“作者之群”的文艺自由要求在当时的历史现实条件下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最终倒向承认“第三种人”只是对左翼文艺政策的一种反弹，实际上在现实中是没有“第三种人”的说法(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