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写作并非为了建立一个地域诗歌或诗歌群落诸如此类的概念，而是在它的展开中观察中国当代诗歌的全局、流变甚或得失；当然要达到如此目标是非常困难的——那需要另外的正面的展开，篇幅可想而知也要比本文大得多——但介于我们所要讨论的诗人和国内所有诗人一样，同处在一个可能的时代精神和实际的话语场域内，而且他们中的诗人虽不见得一定是领某一种“风气”之先，但显然处在国内最可信任的诗人之列，由他们来观察当代诗歌就是合理的，而不致遭到以管窥豹之讥。 大约从1991年起，《阵地》逐渐为人们所认知。一些成熟起来的诗人在这个民间诗歌刊物上走向外界。他们中的一些诗人是从八十年代初一直写过来的，如罗羽，和随后的蓝蓝、森子，他们的诗带着八十年代中国诗歌的抒情语调。进入九十年代，恰好是《阵地》出场之后，这些诗人的风格不同程度地转向，叙事的出现显然与诗人生活其中的社会语境有着关联，也与诗歌对经验世界的承受有关。或许可以说并不是叙事消解了抒情，而是一种基于社会生活感受的反讽意识。抒情自然难以经受住反讽，而叙事则是如此的融合于反讽意识之中，这使现代诗看上去像是反讽事件的产物。《阵地》的诗人们经历了这样的风格演变。然而，风格只是某种深层变化的表征。应该注意的是一种诗学的逐步成熟。 现在看来，这三十年来的诗歌历史主要提供了三个东西，也可以说是三个参照。首先就是朦胧诗以来对语言和人道的双重价值的结合发明，它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时代限制，是一个新的开端；然后是一九八零年代中后期持续的反叛，诗人们纷纷发现词语自成世界而逃避其过于明显的表意功能，以超越的语言姿态来对待外部现实。紧接着，则是1989年持续到1999年的中国诗歌，先是沉默、最后爆发的分流，是在急遽变动的社会情势下被动而近乎变态的反应，但同时也是诗人们在词与物的关系上进行的无休无止的辩证的热情的继续，与词语的物质性一道被发现的还有社会的物质性——两个物质性的前后顺序并未颠倒；与激进主义失败、保守主义盛行的时代气氛相对应，——与八十年代相比，诗歌中的美学力量和道德力量竟然在最需要加强时由于陷入各自——和对方——的复杂性中而降低了，与中国社会愈加趋向微妙和叵测相对应，九十年代诗歌是一种精深世故的诗歌，但如果不出意外，也可以说终于衔接住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主义潮流。这不能不说是唯物主义在全球的胜利。而如果说，在具有解放作用的物质性也就是工具手段——这里要强调的是，素以探索道德处境和人类心理见长的语言工具，由于诗歌文体本身的特点，还必须同时成为独立性的语言存在，这一点不光由从认识论里衍生出来的语言哲学所证实或证伪，就像巴特吃力地反对萨特那样，也反映了资本主义技术文明自我否定的倾向。 在这三个参照之后，新世纪诗歌十年因为缺少梳理而显得乱象纷纭，细究起来，到底也还有更进一步的反叛的表达，不过极易淹没在政治波普和性力解放的潮流里；当然也可以看到既有东西的延续，朦胧诗以来的几代诗人在同一时间从事创作，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延续了语言和人道主义两方面的主题，不禁让人猜想中国能够产生写到六七十岁但不沦落的新诗诗人；值得期待的是也许可以产生一个内在性转换，这是物质主义物极必反的结果，即中国诗人的兴趣由社会重新转向心灵，所谓“人的文学”，也需要形而上学的理性精神来补济，给中国诗人天命般的道德兴趣以精神基础，这要等“文革”结束后出生的诗人不断成长起来才能做到。在以前的诗人那里也可看到其端倪，比如在多多、海子身上，但差不多都被同时期的批评风尚淹没了。历史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尽相同，但不妨认为，未来才是其叙事的中心。在我们认识现在时，已经包含了对过去的认识；而如果不知道过去则同样无法预知未来。这就是历史意识的用途。蓝蓝的这本诗集收入了她最近的一些作品，只看其题记：“诗人啊，你想象力的翅膀在通往高超技艺的途中——拐了弯儿”（《良知》），以及集子中集中流露的会让读者情不自禁感到羞愧的崇高的道德感——由于表达的有力，会以为蓝蓝发生了转向，但笔者更愿意认为这是她个人的写作历史的结果，从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年诗歌历史的沉淀，所幸蓝蓝并非是以良知来否定技艺，她只是用诗语言明“拐了弯儿”。这并非一个小问题，而牵涉到当代——任何时代——关于知识和写作——任何写作——的命运的讨论。只是蓝蓝将它发展得更为尖锐了一点，也就可能令人难堪，这样戳穿了知识和权力之间的游戏，也许会再一次引起（包括蓝蓝自己）对写作者的怀疑，以至于寝食难安；不用说，这里的表达是真诚的，但是表达的真诚不足以抵消对儒家“美刺”的疑虑，化解这一点，还要与蓝蓝一贯的诗歌形象联系起来，譬如可以认为这延续了她对无名之物的至爱这个主题，对不可能之物的爱就是爱本身，爱本身就是不可能中的可能，“我爱，并为此终生受苦……”（《我的财富》）“敲醒我耳朵里匿名的收信人”（《词》）“是我可以想到的所有陈词滥调，也是／它们绝对的敌人。”（《给姥姥》）这是一个宁静的源泉，超越了文人和非文人以及文盲之间的阶级藩篱，对于蓝蓝来说，在我们统计数字之外的弱小存在——不管是矿工、农民、罹难者还是儿童——正是那无名之物，等着她用诗人的权力去呵护，但不是为了获取其他权力。也可以说，蓝蓝自觉地对正统化保持了一定距离，因为一旦被正统化，她也就由此获取了不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