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0)04-0083-04 作为一个新兴文类，早期新诗在争取自身合法性的过程中，需要开辟各种话语场地为合法性张目。报刊上开设的各种“新诗”栏目正是这样的重要话语据点。在最初的几年里，这个话语据点有力地支持了早期新诗全面夺取原本由“旧诗”掌控的话语权。而随着1920年代初年早期新诗热潮的整体性降温，五四报刊上的“新诗”栏目也相应地出现了缩减甚至撤销的现象。 一 在其诞生之初的几年里，作为文学革命先锋的“新诗”受到了新派媒体的热烈欢迎。各种报刊为“新诗”的作品和有关批评文章准备了充足的版面。杂志方面，以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期开设专门刊登“新诗”作品的“诗”专栏为发端，后起的《每周评论》、《新潮》、《少年中国》、《小说月报》等刊物纷纷仿效，也开设了类似的栏目。①甚至在像《戏剧》这样高度专业化的杂志上，也居然可以看到“新诗”的踪迹。②报纸方面，《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曾一度直接以“新诗”作为栏目名称，发表了以郭沫若为首的新诗人的大量作品。《晨报副镌》发表“新诗”作品的“诗”专栏，也几乎每期都不拉下。其后的《文学周报》，发表“新诗”的“诗”栏目也是常设的。 尽管严格说来，五四时期的许多报刊还不是现代意义的“大众媒介”(mass media)，不过，凭借新文化弄潮人物所发挥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的作用，这些在当时堪称“强势”报刊为“新诗”争取外部合法性所提供的舆论环境和传播空间，却又显然体现了大众媒介的运作方式。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透过这个大的运作框架，我们还必须看到其中带有同人性质的内部运作。而这种同人性质，有效地保证了“新诗”作者群体的团结，从而形成一种合力去应对守旧势力的攻击。 早期新诗重要亲历者朱自清曾深刻揭示道，在遍布于各种报刊的如火如荼的宣扬话语运作之下，“新诗”曾一度成为一种时尚：“一九一九年来的新诗的兴旺，一大部分也许靠着它的‘时式’。一般做新诗的也许免不了或多或少的‘趋时’的意味。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讥，‘新是作时髦解！’”[1]换言之，“新”几乎是衡量早期新诗存在价值的唯一指标。而在“新诗”声势鼎盛之时，甚至在一些全国性大报的显著位置上，都赫然出现了新诗集的大幅广告，比如胡适个人诗集《尝试集》的广告，就曾刊登在《时事新报》头版广告栏的“黄金地段”，在它一旁的刊登的是上海东亚银行、上海大陆银行等大金融机构的广告。③精明的出版商竟然舍得花如此大的本钱为一本诗集宣传造势，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个现象所蕴涵的象征意味无疑可作如下解读：当时的“新诗”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其重要性足以与货币形式的金融资本相提并论。当然，作为一个新兴文类，早期新诗的这种外部氛围性的炒作行为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同时借重于媒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实施一些对维护其自身合法性更具实质性作用的一系列举措。在各种报刊上开辟专门栏目，拓展作品的发表空间，扩大“新诗”的影响力，就是其中一个行之有效的策略。 二 最早出现的发表“新诗”作品的专门栏目，当属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的“诗”栏④。该栏目共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3位作者的9首“白话诗”作品。继《新青年》之后，《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报刊也纷纷跟进，先后推出专门发表“新诗”作品的“诗”专栏。朱自清后来曾这样描述当日报刊上“新诗”栏目的盛况： 据我所知道，新文学运动以来，新诗最兴旺的日子，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年这四年间。……这时期的杂志，副刊，以及各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上，大约总短不了一两首“横列”的新诗，以资点缀，大有饭店里的“应时小吃”之概。[1] 朱自清在这里多少流露出一种讽刺的语气，其矛头所指，显然是早期新诗作品数量庞大而艺术水准普遍偏低的现象。不过，如果把这种现象还原到“新诗”寻求自身合法性的历史语境之中，就可以读解出另一种意味。换言之，各种“新诗”栏目的不断涌现，为早期新诗开辟了在媒体上进一步巩固其合法性的话语据点。 需要指出的是，在设立“新诗”栏目之前，不少报刊上都曾开辟专门刊登旧体诗词的诸如“文苑”之类的栏目。譬如，1919年初的《时事新报》就仍然开设有“文苑”、“美人香帅”、“旧文艺”等栏目，《新中国》杂志第一卷里的“艺文”栏目，等等，都专门用以刊登旧体诗词。不过，在日益高涨的新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声势日隆的“新诗”的大举进逼之下，这些“旧诗”所占据的位置显得岌岌可危，很快就销声匿迹或被取而代之。 《国民杂志》上的诗歌栏目性质的变化，无疑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该杂志的第一卷（共出4号，自1919年1月1日至1919年4月1日）辟有“旧体诗词”栏，不仅发表章炳麟、黄侃、汪东、吴梅等著名的“新诗”反对者的旧体诗词，还发表一些以旧体诗形式翻译的外国诗歌。在停顿半年多之后，由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冲击，1919年11月1日重新出刊的《国民杂志》已撤销了“旧体诗词”栏目，不再发表旧体诗词，而代之以“新诗”栏目，在这个新栏目里发表了俞平伯、罗家伦、黄日葵等人的“新诗”作品。从“旧诗”到“新诗”，话语场地的这一替代现象，富有象征意涵，它醒目地展示了“新诗”如何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堂而皇之地“接管”“旧诗”原有地盘的过程。 与《国民杂志》相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学艺》、《太平洋》两本杂志上：前者第一卷开设有“杂俎”、“文苑”栏发表旧体诗词，第二卷起撤销了这些栏目，并设立“诗”栏发表包括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新诗人郭沫若的诗剧在内的“新诗”作品；后者在1919年前辟有发表旧体诗词的“文苑”、“诗录”、“诗词录”等栏目，此后不再发表旧体诗词，第二卷第六号（1920年8月5日）起在“诗”栏发表“新诗”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