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作家，沈从文并不以诗歌闻名于世，他的诗名常被小说、散文之名掩隐。不过，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单辟一卷收录了沈从文的全部诗作，其数量相当可观。其中，新诗约占该卷的一半篇幅，共计58首（《筸人谣曲》、《筸人谣曲选》两组辑录的民间歌谣除外），有多首是长达数百行的长诗。可以看到，从1920年代中期直至1940年代末，沈从文对新诗创作保持着持续的热情，不同时期屡有新的作品问世。不仅如此，他还十分关注新诗的发展，写有《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新诗的旧帐》、《谈朗诵诗》等专论和《孙大雨》、《〈刘宇诗选〉序》等评介文章，1930年代初在上海中国公学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讲授的也是新诗（讲义中包含《论徐志摩的诗》、《论闻一多的〈死水〉》、《论朱湘的诗》等6篇论文），在与友朋的通讯中更是经常谈论新诗；此外他还在他先后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学周刊》等报刊上推介新诗人，编发新诗作品，为推动新诗发展不遗余力。 一 沈从文的新诗创作几乎与他的小说创作同时起步，他早年的不少诗作发表在新月派重要阵地《晨报副刊》上，1931年出版的《新月诗选》收录了他的7首诗作（在数量上仅次于徐志摩），他也因此一度被视为“新月诗人”；《新月诗选》编者陈梦家在《序言》中称：“沈从文以各样别名散在各处的诗，极近于法兰西的风趣，朴质无华的词藻写出最动人的情调。我希望读者看过了格律谨严的诗以后，对此另具一风格近于散文句法的诗，细细赏玩它精巧的想像。”①虽是寥寥数语，却十分准确地点出了沈从文新诗的某些特点。稍后不久，苏雪林在论及沈从文的小说时，顺便提到了镶嵌在沈从文小说里的苗族青年男女互相唱和的歌辞，说它们“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可以使我们这些久困于文明重压之下疲乏麻木的灵魂，暂时得到一种解放的快乐”②。1940年代，诗人朱英诞在北京大学讲授新诗时对沈从文的新诗推崇备至，他以“沈从文的诗”为专题详细解析了沈从文被选入《新月诗选》中的几首诗，并将之与徐志摩、戴望舒的诗进行了比较，认为“沈从文的六首诗真是句句都好，看着念着都很舒服”，“愈看愈觉得引人入胜”，“这里面诗人的诗感境界（空气），风趣，气候一切已经不成问题了”③。 这些早期的评论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沈从文新诗的别致之处。那么，沈从文何以能够用“朴质无华的词藻写出最动人的情调”，而显出“无穷抒情诗的风味”呢？朱英诞格外指出：“沈从文是小说家，看了这几首好诗之后我遂很懂得他何以结果作成小说家，而回头来说，我又更加佩服几首这样的诗，似乎非得这位小说家不能写了。”④朱英诞在此谈论的是沈从文作为小说家写诗给人的“新鲜之感”。诚然，沈从文的新诗大多采用了自由体，有着鲜明的小说或散文的笔法——质朴、率性，这是他的新诗在充分发挥了小说或散文的优长后所获得的特点。不过，在笔者看来，要探究沈从文新诗的别致、 “动人”的缘由，离不开对浸润于其作品间的深厚湘西文化（很大程度上即是苗文化）底蕴的考察。 众所周知，沈从文的小说在素材、主题、情调等方面均受到了湘西苗文化的熏染。这种熏染，不仅来自他早年在湘西生活的记忆的发酵，而且缘于他以小说家的眼光，“发现”了蕴含于湘西苗文化中的特殊价值。1930年，沈从文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王际真说：“我将学一点苗文，将来写文章一定还有趣味，因为好像只要把苗乡生活平铺直叙地写，秩序上不坏，就比写其他文章有味多了的。”⑤可以说，沈从文在小说中对苗文化因素的汲取是一种自觉的、有准备的举措，因此，针对1930年代苏雪林在评论中指责他虚构苗族生活的观点，沈从文晚年在访谈中多次予以反驳⑥。没有人否认，那种出自天性、深入骨髓（沈从文本人有苗族血统）的对苗文化的兴趣和运用，正是沈从文能让小说散发独特魅力的重要原因。与此相似，沈从文在新诗创作过程中也有意识地调动了沉淀在他血液之中的苗文化资源，使他的新诗作品不时现出苗文化的印迹。 那么，苗文化因素是如何渗入沈从文的新诗创作的？在其新诗作品中有什么样的体现？这里需要提到沈从文对湘西民间歌谣的收集和整理。1920年代中期，沈从文数次委托表弟代为搜集、抄录家乡镇筸（即凤凰县城）的山歌，并整理后以《筸人谣曲》、《筸人谣曲选》为题，先后连载于《晨报副刊》。这些歌谣发表时，沈从文不仅写了“前文”，详细介绍其对歌谣发生兴趣及搜集歌谣的过程，而且为每首歌谣配置了长短不一的说明文字。沈从文认为，这些歌谣“类乎芹菜萝卜的不值钱的土仪”和“肥壮的”大红薯⑦，包含了丰富的地方风俗和乡民天然质朴的情感。除搜集、整理民间歌谣外，沈从文甚至计划，“在一两年内能得到一点钱，转身去看看，把我们那地方比歌谣要有趣味的十月间还傩愿时酬神的喜剧介绍到外面来。此外还有苗子有趣的习俗，和有价值的苗人的故事。我并且也应把苗话全都学会，好用音译与直译的方法，把苗歌介绍一点给世人”。⑧ 其实，对民间歌谣的重视是新文学的传统之一。早在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就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并出版《歌谣》周刊，刘半农、周作人等是积极的倡导者。刘半农的《瓦釜集》即是一部仿歌谣的诗集，他的《扬鞭集》中的部分诗篇也留有歌谣的痕迹。沈从文显然非常赞赏刘半农等人的倡导和实践，他在一篇专论中高度评价了刘半农的《扬鞭集》： 刘复在诗歌上试验，有另外的成就……他有长处，为中国十年来新文学作了一个最好的试验，是他用江阴方言，写那种方言山歌，用并不普遍的文字，并不普遍的组织，唱那为一切成人所能领会的山歌，他的成就是空前的……用微见忧郁却仍然极其健康的调子，唱出他的爱憎，混和原始民族的单纯与近代人的狡猾，按歌谣平静从容的节拍，歌热情郁怫的心绪，刘半农写的山歌，比他的其余诗歌美丽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