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们明显看到诗歌批评界许多人对中国现代诗的存在的“合法性”，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质疑。如果说此前的质疑只认为它“背离了传统诗质，因而没有根”尚显得简单化的话；那么近来同样的“无根化”指责，由于加入了新世纪“全球化”中外文化碰撞和差异性对话的语境，则似乎具有不容分说的正确性。我感到诗歌的“民族性”问题，从理念上认识较为容易，但实际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对文学的民族气质、民族风格的深入挖掘和辨认，说到底还是个写作实践问题。因此，我想从一个诗人具体的写作状态上，来谈谈在新的写作语境下，现代诗人与传统的能动关系，也就是怎样理解诗人写作中的“继承传统与创新”问题。 1 现代诗的“继承与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严肃的诗人在这个问题上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认识。“继承”，作为一个理论语汇，除了“文艺政策”意义上的引导外，对具体的诗歌写作而言，其语义是含混的、可选择的。在这里，我首先想指出，流行于世面上的对“继承”的理解，是得到了主流意识、轴心文化圈的支持的。它是指对中国古老诗歌传统的回归和摹仿。这种惟民族主义的“继承观”，含有相当成分的不容分说因素。因此，它的地位总是被认为优于及先于创新，它仿佛总是首位的、本质的、正面和核心的。如果一个诗人从表面的语言效果或诗歌体式上表现了向传统的摹拟，那么，他的诗就被先在地给了意义。他的平庸和懒怠，他的守旧和迟钝，也仿佛可以得到这种先在给定的包庇。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因此，要想匡正这种肤浅的“继承观”（如果它的确称得上是一“观”的话），的确是非常麻烦的事。因为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理论背景和创作模式，已使人们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维轨程。你要站出来反诘这种诗，立刻就被置于“反传统，反继承”一边。这种得到正统文化强权支持的势力，可以超出文学讨论之外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居“高”临下地结束这种讨论的平等性质。由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诗歌理论界仿佛真的营垒分明，空手入白刃，一方是“遗产派”，另一方是“西崽”。双方都由捍卫自己的观点，发展到赌气，围攻。这种由显示、演示发展到“指示”的“论争”，扩大了人们的盲目，遮蔽了问题的本源。因此，它给了我们热闹，但没有多少启发。 当我们排除了对“继承”这一问题的表面理解后，我们才能真正触及它的内质。广义的传统，并不仅仅是我们见到的文化“遗产”，具体到文学来说就不仅仅是可见的文本。传统既是实体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功能。因此，在我们置身其中的今天的生活中，最寻常、最微小的东西，都含有一定意义上的传统因素。大到人文地理，国家民族，母语渊源，精神文化，人的生存，历史事件，民风民俗等；小到一个词素，一句话，一种表情，一个姿势语或一组动作如此等等。而在现代诗人的写作中，传统体现为诗人与民族气质、与文化、与语言、与族群的能动关系。没有传统气脉的诗将无法在民族中真正存活，所以，我不认为只背弃了古典诗歌艺术形式和审美素材，而得到今天广大读者认同或热爱的现代诗，就真的完全背弃了什么“传统”。传统作为一个无限扩大的“文本”，它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离开我们。有的只是那种不愿正视和承认传统无所不在的幼稚的理论态度。 但是，问题的症结或许不在这里。在一个优秀诗人的写作中，“继承”传统首先是指非常复杂化的、自觉化的对母语及民族气质更深度的理解和发现。因此，我们不可能置身传统之外是一回事，而对它的深入理解、自觉创造，及重新生成的“视界融合”则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我可以说，从理论上完全否弃传统的人，和那些皮相地摹拟传统格式的人，是同一个战壕里发生内讧的战友。他们从客观上达成合谋：拒绝深入理解“传统”。 2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的诗歌传统是什么呢？在讨论中，任何问题都必须有一个核心，正是这个核心，防止着讨论的自由游离。树立并加深这个核心，不但是一个理论家必备的素质，更是他的天职。既然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深入传统（而不是谁在传统之“外”），我们就必须涉及到诗歌传统较为明确的细节含义，特别是过去诗歌模式所遗留下来的价值、原则、规范、经验和知识的总和。于是，我看到了对传统特质的众说纷纭的理解： ▲质实入世 人民性 忧患意识 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言志咏怀 缘情说 以史为咏 …… ▲冲和淡远 天人合一 言无言 自然泛我化 赋比兴 游仙精神 空灵 乐感 佯狂 意境说 …… 前八项其实也可以说是任何民族的诗歌，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共性特征，后十项则基本显示了传统诗歌（又岂只是诗歌）的个性特征。即使如此，我仍然看出了后十项与前八项内部诸多因素彼此的纠葛、互否、运动和更新。钱钟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也谈及了在不同的读者眼中，中国诗的正宗分别是王维式的“神韵”系谱，和杜甫式的“现实”系谱。——面对这种复杂微妙的情势，我们如何确立自己艺术创作的，而不仅是发表“宣言”的立脚点呢？如何在这种种的相对性、复杂性面前得到一种自明意识的支持呢？或者，我们深入传统仅仅是为了重温旧梦吗？如果不是，我们又怎样区分什么是创作而什么是描红呢？迷信和教条难道就是那么容易从我们的意识深处排除吗？因此，当我们声称要回归或是“继承”传统时，传统首先站出来说：——“我的特质在哪儿？请先指明”。 我认为，这种其实无法有公认权威的“茫然局面”，只能由真正严肃而优秀的诗人个人出来主持。在诗歌艺术创造中，他们与传统的能动关系，就成为“正典”与创造性生成的“理解”的关系——优秀的诗人应有能力找到通向传统的个人“暗道”。 3 所以，我坚持我一贯的立场，即：对诗人个人的写作而言，“继承”传统不会是一种轻而易举的被动的行为。这里，永远包含着对其积极能动的选择、变构、剥离和重新“发现”。传统与现代，是互相打开的。因而，传统只能是“当代”重新理解中的传统，它首要的因素不是自在的、固定不变的，它永远包含着创造的因素在内。对传统的“继承”，从最高价值上说，只能是传统意义的重新“生成”过程。传统对我们现代诗人来说，它既不会是可以包打天下的利器，也不只是需要加以克服的消极滞塞因素。它仅是一种无限广大的可能，真正的价值只能相对于我们的智力深度及语言能力的实践而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