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10)04-0038-06 崇高是“十七年文学”的时代主潮，在共和国初期的战争小说中表现得更为鲜明，这也是由战争本身的特质及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所决定的。于战争中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取得战争胜利的最初时段里，必然要求其战争文学奏响出激昂的旋律、胜利的凯歌。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形态在战争小说中的位置及其内部的质素相应地发生了变更，产生了新变。 一、弱化战争场景，凸现人的心灵崇高感 对战争小说来说，气势恢弘的战争场景是构成崇高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与上世纪50-60年代的战争小说追求大构架、大情势相反，20世纪80年代后，战争场景趋于弱化。以李存葆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对战争的思考、对战争的态度变得比以往深邃、冷静，战斗过程、战争场面、胜负结果在小说中的比重已不那么重要，有的仅削弱为作家传达心智的一种背景。观念的转化是显见的：不再单纯地记录战争的场景、胜利的画面、欢欣的泪水，而是冷静地反思战争给人的情感与命运带来的影响，考辨战争与人之间那种复杂错综的关系，辨析战争历史与社会现实对人生历程的磨砺与变化。从强化战况的再现到弱化战争场景的描写，意味着战争小说视点的新变，意味着战争小说审美兴趣的调整与转换。 应该看到，战争场景的弱化并非是战争小说崇高艺术魅力的退化，而是更为灵动的深化。80年代后战争小说追求崇高主要从人的心灵中追求崇高感，这其中又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表现高尚而充满理性的崇高。崇高总是与高尚的精神境界同时又是与理性之光联系在一起的，高尚的精神世界常常激发起人们心中敬佩与崇仰的感情。《高山下的花环》中韩玉秀、梁大娘即使步行来到连队也要还清烈士的欠帐，即使自己再苦再累也要支持、理解梁三喜为部队、为国家所做的一切的崇高襟怀，使其获得了振聋发聩的艺术效应。《凯旋在子夜》重在描写童川、林大林在枪林弹雨、生死攸关之时，对军人的荣誉、国家的责任、自身的价值的感怀与思索。两人有情恨却又在临阵前成为上下级的战友，他们各自不同的坎坷经历，使他们的精神世界自始至终都充满着情感与理智、国家与个人的矛盾冲突。小说通过他们之间的彼此了解，传递互为内疚的精神世界，终于共同渡河执行任务，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的感人描写，告诉人们：战争检验人心，战场考验灵魂。在生死考验面前，往日个人的恩怨无足轻重，祖国的安危、人民的幸福、战友的生命才是维系于心的情怀。 这一崇高的情感，洋溢在作品的始终，强化了小说的崇高气势。国民党人士在我们的文学中一向是作为反面人物或者配角出现的，但在《战争和人》中作家王火完全以抗日战争作为背景、国民党民主人士作为主角，通过童霜威的人生历程与心灵的选择，形象地说明了“历史向人心生成”的必然趋势，流贯于全篇的不屈的崇高的民族精神，犹如一股暖流在作品中涌动。小说以战争为背景，将童霜威这样一个身世独特、经历复杂、性格别样的国民党高级边缘官吏，投入到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中，揭示他人生的苦闷、彷徨、徘徊、挣扎、探索之旅，通过他几经迷惘终于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向何处去、人民向何处去这一历史转折关头，选择了正确的符合历史走向的心路历程，雄辩地证明了人必将在时代中冶炼、在理性中锻造、在历史中升华这一崇高的主题。 由于地位与环境的影响，童霜威对于抗日顾虑重重，又怕军事失利，又怕生灵涂炭。有苟且偷生思想，却无决战决胜信心。他正直，也有正义感和爱国的感情，可又搀杂了世故和圆滑，常常妥协、迁就。尽管如此，坚守民族大义和做人的节操是童霜威毫不动摇的人生之本。他改名换姓做寓公，无论是汪伪集国威逼利诱还是日伪特务们绑架软禁，他一概不予理睬。童霜威虽未以投笔从戎的方式表达他对抗战的决心，但他以崇高的民族气节捍卫了人生中最可宝贵的精神情操。以自由之身、正直之心，走上了一条对国家民族和百姓有利的路。人生即选择。对于童霜威而言，人生即是自由，人生即是气节，人生即是民主，人生即是由历史生成、顺应时代走向、指向未来意蕴的崇高的心灵选择。 不过，20世纪80年代后的战争小说在表现人的崇高感时，人的崇高精神已从空中降落到人间，人物的思想境界丰富而可触，既展示人物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奉献精神，却又让崇高的品格滋生在现实的土壤中，萌生于生活中人的合理的需要与付出，以及人自身对合理利益的维护与索取上。同是奉献者，《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靳开来的精神境界和审美内涵与20世纪50-60年代已有显著的区别。梁三喜是背着沉重的经济包袱和家庭拖累而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的，那一尺见方的欠帐单及其处理方式，闪现出新时代传统型军人在家国同构的历史使命中，坚韧不拔的毅力，伟大高尚的胸怀。他“人死帐不能死”的崇高精神，宁肯自家受累也不肯增添国家的负担、损害战友的利益的高风亮节，虽也透出压抑与沉重感，但更激起人们崇高的敬意。童川上战场本是想转移生活的不幸，但在阵地上看见战友的牺牲后激起他仇恨的怒火，他开始思索他们这一代受过挫折的年轻人应该怎样捍卫祖国的荣誉，接受生与死的考验，而不应停留在个人的恩怨得失上。《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是个战神，但小说却从他与乌云的婚姻写起，将个人需要的必要索取与军人本职的崇高奉献结合起来，使崇高更具现实感。身为军人，国家需要就是个人的需要。丁贵（《师长向士兵敬礼》）、江涛（《穿越死亡》）等接到出征的命令后，毫不犹豫地肩负起祖国的重托。他们反复推敲作战计划，不仅争取打胜，更要争取打得漂亮，以最少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当然，也不必讳言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对高一级职位的渴望，他们全心打好一仗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肯定自身的价值、提升自己的职务增添更有分量的筹码，这是每个职业军人所应有的荣誉感与使命感。小说将与他们有着同样想法和能力的人拉到同一起跑线上，让他们共同为崇高的也是现实的目的而冲刺。这里有权谋，但不惟权谋，最终还是以战斗的结果为衡量的主要依据，尽管惊心动魄，但积极向上的美感，还是升腾起崇高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