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文学（不是从新文学）视角看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地图，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地图是残缺的，特别是将现代市民小说也纳入现代文学视野，既有的现代文学地图失缺的地方就突显。这些年来，经过很多学者的努力，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南派市民小说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以天津为中心的现代北派市民小说却为人们所疏忽。要勾勒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地图，现代市民小说就不能少；要勾勒完整的中国现代市民小说，现代北派市民小说就不能少。基于这样思考，本文将从史实、文化价值和史学意义等方面论述现代北派市民小说。 一 现代北派市民小说是相对于现代海派市民小说而以地域为界命名的现代市民小说创作群体。文学史上的概念要非常精确是不可能的，同时也不科学，只能是一个大致的范围。现代北派市民小说的概念应该是：1.地域：以天津为中心旁及北京和1931年以后的东北区域；2.作家：既包括生活在北方的作家，也包括由其它地区迁徙到北方来的作家，例如从中部地区来北京的张恨水；3.作品：以发表在北方媒体上的小说为准。 清末民初之际京津地区也有一些市民小说作家作品，但是和苏州、上海地区的市民小说相比京津地区形成不了气候，因为京津地区始终缺少一个作家群。就以北派市民小说创作最活跃的天津为例，清末民初之际也就是赵焕亭、董荫狐等人的小说流行着。这种状况到张恨水小说流行后有很大的改变，一个市民小说作家群在京津地区形成，他们的作品构成了20世纪市民小说的“北派”。北派小说以其浓郁的地域特点展示它的特色。 武侠小说是北派市民小说的强项。1923年南派作家向恺然（平江不肖生）作《江湖奇侠传》拉开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创作大幕。《江湖奇侠传》等作品虽然令人耳目一新，却也并不比包天笑、周瘦鹃等人的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更能吸引南方读者。30年代以后，武侠小说的创作由北派作家接了过来。武侠小说的创作顿时蔚为大观。现在我们所认定的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5大家、4大派，即李寿民（还珠楼主）及其“剑侠派”、王度庐及其“侠情派”、白羽、郑证因及其“帮会派”、朱贞木及其“历史派”，都是北派作家所组成。可以这么说，没有这5大家、4大派，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而言。 北派小说中，与武侠小说同样繁荣的还有社会小说。与南方的社会小说相比，北方的社会小说很少写新旧矛盾的交替和争斗，商业气氛和金钱的欲望也很淡漠，爱国小说和“国难小说”几乎没有。它的特色在于描写政治黑幕、码头文化和小知识分子的卑琐人生。这类小说主要的作家和代表作品有：陈慎言的《故都秘录》等；李燃犀的《津门艳迹》等；耿小的的《滑稽侠客》、《时代英雄》等，刘云若的《小扬州志》、《粉墨筝琶》等。 北派市民小说影响最大的作家当然是张恨水，他在北京发表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实际上建立了市民小说的新的模式：言情为经、社会为纬的社会言情小说。张恨水在上海发表《啼笑因缘》之后，他的创作中心就开始了南移，就不是单纯地用北派小说家概括他了。张恨水之后，京津地区写社会言情小说最有影响的作家是刘云若和梅娘。与张恨水一样，刘云若也是报人出身。他创作的社会言情小说也和张恨水相同，将社会和言情结合在一起，走的是社会言情小说的路子，因此刘云若也就有了“小张恨水”之称。与张恨水小说不同的是，他缺少张恨水小说的社会广阔性和政治敏感性。他的小说描写的一般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故事性很强，生活气息很浓。人物描写更为细腻，在“小处”见功夫。梅娘是接受新式教育的女作家。40年代中期她在北京创作了很多有关女性婚恋生活的小说，其走红的时间与上海的张爱玲相同，因此也就有了“南张北梅”之称。与张爱玲的小说比较起来，无论是小说的社会性、文化性还是人物形象的刻画，梅娘与张爱玲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女性特有的心理描写上却胜张爱玲一筹。她特别善于细腻地描写婚恋中的女性的心理，哀哀怨怨、款款曲曲，十足的家庭少妇情调。因此，她的小说可称为“闺怨小说”。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以后东北地区的市民小说。东北沦陷之后，日本推行的是所谓的“大东亚文化”，市民小说要表现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话秘话史话，真事趣事史事，这些作品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为底本，用传奇故事的方式表现之，代表作家作品是古丁的《竹林》、爵青的《长安城的忧郁》等。在不同的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中创作通俗小说，其作家作品就有了特别的韵味。 相比较而言，20世纪20年代后期，南派市民小说虽然创作量不减，但其势头远不如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时期，特别是缺乏一些新生代的优秀作家。相反曾经沉寂一时的北方市民小说却繁盛起来，甚至还延伸至南方，张恨水就是很好的例子。现象的描述只是说明一些史实，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北派的市民小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繁盛起来了呢？ 二 北派市民小说以天津为中心，主要的市民小说作家几乎都聚集在天津。这些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首先要在天津取得影响，然后波及到整个华北、东北地区，再推演到全国。解读这样的文学现象，要从现代天津的文化入手。 天津真正进入现代化城市阶段从1860年的《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市民人口的急剧增加。据统计，天津在1860年开埠之前，人口只不过19余万，到了1948年，人口达到191万余人，一百年不到，人口增加了10倍之多。 与上海城市崛起以及市民的文化需求相同，这些人口主要是由初识字的产业工人、识字较多的小商业者和为城市功能服务的小职员等三个层面所构成。这些市民主要来自于城市周边的农村，处于由“乡民”转化为“市民”的阶段。他们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伦理教育，又对城市的现代文明充满了新奇感；他们都从事于第一线工作，为能够饱腹而辛勤地劳作，他们关心影响生计的社会新闻要大于那些国家民族的大事；他们无暇（也无能力）对那些深邃的文学艺术进行思考，却对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和愉悦大众文化艺术充满了兴趣。快速扩张的市民阶层及其文化需求是北派市民小说迅速发展的阅读基础。与上海的南派市民小说创作略有不同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的市民小说创作与出版以书局为中心，例如大东书局、世界书局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南派市民小说。天津为中心的北派市民小说则主要以报纸为中心。分析原因，估计有三：一是作为出版集团的书局，一定会建立在政治文化的中心，处于北京旁边的天津缺少这样的位置；二是政治、文化新闻的采集天津的报纸无法与北京相比，它就会向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上努力；三是天津市民对这些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的报纸特别感兴趣，市民的文化取向和经济实力支持着这些报纸的生存和发展。这种状态一方面刺激了天津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的报纸快速发展，据统计，天津在1928年以前报纸有14种，到1937年报纸有58种，经过了日本占领军清肃之后，到1946年还有51种，其中著名的报纸有《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商报》、《天风报》等，均是以刊登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著称的报纸。这种状态的另一方面使得北派市民小说家与这些报纸有着互为生死的依存关系，例如《大公报》与潘凫公、《益世报》与赵焕亭、《商报》与白羽、《庸报》与王度庐、《天风报》与刘云若、李寿民（还珠楼主），他们是当时天津著名的市民小说作家，也是这些报纸主要编辑，甚至是主编。由于主要依靠报纸连载刊登市民小说，北派的市民小说大多是长篇小说，有些是没完没了的连载，乃至冗长。阅读阶层的庞大而稳定、市民需求的社会世俗化、新闻报纸的愉悦而经济适用，构成了北派市民小说从创作、出版，到阅读的良好的循环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