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18X(2010)02-0030-04 东方蝃蝀作品不多，却史册留名。有本发行量极大，高校通行的文学史新著，这样评说他的创作：“仅一册《绅士淑女图》，用一种富丽的文字写出十里洋场上旧家族的失落和新的精神家园的难以寻觅，文体雅俗融洽，逼似张爱玲，透出一股繁华中的荒凉况味。”[1]相比于作品数量不少，却几乎不被后人提起的那些作家，东方蝃蝀算得幸运。张爱玲在被人遗忘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持续走红，而与之趣味相仿佛的东方蝃蝀自然沾光不少。除此原因之外，怪怪的笔名恐怕也有一份功劳。作者曾非常坦率地说，“取这个怪僻的笔名无非是想引人注目，便于出名”，怪笔名的灵感来自张爱玲的名文《必也正名乎》，[2]女作家“在这篇文章中虚拟了好几个怪僻的笔名，其中有东方髦只、臧孙蝃蝀等，我来个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为我所用”。[3]因之，这个难念、难解的古怪笔名就这样频繁地出现在读者的眼前了。“‘蝃蝀’二字出于《诗经》卷三：‘蝃蝀在东，莫之敢指’，朱熹的注解：‘蝃蝀，虹也。”[4]同样的意思，别的一些场合，作者也曾很认真地说过。[5] 神秘兮兮的东方蝃蝀，原名李君维，现在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一般常识，1922年生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45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读书期间，曾“入魔似的读着张爱玲发表着的一篇篇小说”，沦陷时期的上海，可读的新文学作品不多，张爱玲的小说、散文能够不胫而走风靡一时，与当时的文学/文化生态有关。东方蝃蝀因爱其文，仰慕其人，恰巧又与张爱玲的密友炎樱大学同学，年轻好奇的文学青年，遂由同学炎樱介绍，前往探访富有传奇色彩的当红女作家。[6]张氏写有散文《更衣记》，这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很难绕过去的一篇经典之作。几十年后，偏爱张爱玲的文字，并且业已步入老作家行列的李君维，对此，仍旧赞赏有加，含英咀华的品鉴、陶醉神情，跃然纸上，在他回忆性的文字中，还细心录下北大教授陈平原关于《更衣记》的一段评述。文抄公式的行文，隐晦曲折地暗示出曾为“张迷”的老人心中的秘密。确证自身文学赏鉴能力的同时，暗自得意的欣喜，难以言表。青年时代留下的审美记忆，业已化为个人的生命密码，镌刻于人的一生，姑且不论世事变迁，日新月异，反而历久弥新。与其说东方蝃蝀的创作受了张爱玲的影响，还不如彻底一点地讲，东方蝃蝀的笔墨生涯，其实就是从追随张爱玲开始。特别欣赏张爱玲的《更衣记》，更深层的原因，或许还在于作者曾受张爱玲的启发，在苏青主编的《天地》杂志上也发表过一篇散文《穿衣论》。而这是业经证实以“东方蝃蝀”为笔名的最早的一篇作品，那是在1945年6月。[3]若干年后，一本署名为东方蝃蝀的短篇小说集《绅士淑女图》便在海上文坛悄然行市。谁曾料到，仅此而已，东方蝃蝀便成为日后文学史研究者所谓的“海派小说”的重要代表。 1950年代初期，东方蝃蝀经好友冯亦代介绍，到北京工作，“当了一名机关干部”，生花妙笔却“写起公文、工作报告、调查研究报告之类来了”，[4]所以，有人这样评述，“东方蝃蝀是四十年代的小说家，已经属于历史。进入五十年代，‘海派’的路子走不下去，不得不辍笔。当然他是不甘心的，一九五六年禁不住‘百花齐放’诱惑，在《新民晚报》(其时应为《新民报》，1958年4月1日改名《新民晚报》——笔者注)尝试了一个短篇《当年情》。”[5] 事实并不尽然。1949年之后，“海派小说”并不曾随着政权易帜，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上百年积淀下来的美学趣味、文化品性难于短期内根除，也是常态。一个真正热爱文学，有创作欲的人，总难免技痒的时候。《当年情》之外，1952年上海《亦报》上的一篇连载小说《双城故事》，也是东方蝃蝀到北京之后的一篇新作，不过，现在已经很少被人提起。几十年后，作者说“重读之下，深感这篇小说从内容到文字，都不忍卒读。”[3] 创刊于1949年7月25日的《亦报》，1952年11月20日终刊后，并入《新民报》(晚刊)。历时三年多，共出报纸1 196期。社长龚之方，总编辑唐大郎。两位担纲者都是1940年代上海小报界的旗帜人物。《亦报》的创办过程及其性质、组织形式、人员构成等等，笔者曾有专门讨论，在此不赘[7]。 《双城故事》全文约5万字，共分7章。发表时特别标明“长篇小说”，分75次在《亦报》以连载形式首发，时间是1952年6月11日到8月26日，其中，7月25日和8月21日两天，因续稿未到，暂停。[8]可见，《双城故事》不是完稿之后交给报纸编辑，而是边写边登。 值得留意的是，《亦报》编者颇为看重这篇小说。1952年6月7日起，接连4天报纸第3版刊出广告：“唐优著《双城故事》，长篇小说，日内起刊。”(1952年6月10日，广告改为：“唐优著《双城故事》长篇小说，明日起刊。”)这次，作者起了一个新的笔名——“唐优”。如果说以“东方蝃蝀”为笔名，并没有任何寓意，纯粹为了求奇，[5]那么，“唐优”两字可是有所寄寓。晚年忆起这段往事，作者感慨尤深，“唐优就是唐代的优伶。笔名好像是优伶的面具，优伶戴上各色各样的面具，在舞台上扮演各色各样的角色，表演悲欢离合、沉浮起伏的故事，却把自己隐藏在面具背后。优伶的一架一式、一声一腔自有其独特之处，终究逃不过戏迷的耳目，隐藏自己往往又是一种自欺欺人。不过，优伶有时也会自己摘下面具，显露庐山真面目——比如在谢幕的时刻。”[3]在这番自嘲、自贬、自我放逐中，莫非包含了一个历经沧桑的文化老人关于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社会角色定位的重新认识和理性思考？从军阀混战、抗日救亡、解放战争、政权易帜、历次运动到改革开放，近一个世纪的沉浮起伏，潮涨潮落，作者无不亲见、亲历，优伶的自况，真是一语成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