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限河山》的自序中，李轻松把个人诗歌之路自导自演作一出戏剧：左手持花、右手持刀，一次次“怀着灾祸般的惊喜”与死亡相撞，一次次伤痕累累地从自戕中踉跄出逃，直到临近谢幕才“将目光投向更加辽阔的世界”、“安心做一个俗世中的女人”。戏剧的起承转合，标识了李轻松步入新世纪后的“诗歌现场”，如她所说，“我惊异于我过去的诗几乎刀刀见血，现在我要把锐利的锋芒藏于平静中，那将更有力量”。从迷恋极端对立意象的自白阶段抽身而出，尝试直面世界的平淡之美，无论在诗人自己、还是在批评家看来，这无疑都是她诗艺成熟的标志。然而在这华丽转身的感慨中，我们也隐约能读出诗人的一丝不安，以至于她要特别强调，“但我永远都不会失去我的体温、我的浓度、我的血性，我在不断地寻找变化，不想重复自己，哪怕是失败，我都义无反顾”①。 李轻松显然意识到了新的诗歌探索的难度，当她学会用轻盈的笔调书写现实中难以避免的沉重，卸下语言的铠甲利器后，她必将赤身裸体地面对她一直抗拒的平庸生活。那么，如何书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呢，如何在不断逼近这一命题的过程中创造新的诗意？ 一、一粒米的天堂 我靠近了厨房，虚无就退后了一步。 我站在火苗前，与温暖就面对了面 这象征性的姿势，像不像在热恋？ 其实这与写诗和种花也没什么区别 ——《你好，厨房》 诗人在厨房中拾掇餐具蔬菜，嗅着烟火气吐露辞藻，这一幕与我们通常印象中不近俗务的诗人形象相去甚远。李轻松曾说，“很久以来我很少书写琐碎的日常，或者大众所关注的热点。我更执著于这种精神的探索与冒险，我孤身一人进入到心灵最黑暗的地方，试图寻找或者打开一条通往光明之路。”②八十年代末期那段在精神病院特殊的工作经历，使李轻松在洞察生命的极端处境中选择了一种与现实对抗的决绝姿态，就像精神病患者一面执著于“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自我认知，却又不得不在看客解剖刀一般的眼光中承认自己的“病”，将自我与外界隔绝起来是幸存的唯一方式。在李轻松的诗中，我们总能读到一个“拒绝治癒”的隐喻。例如《葵花地》，“向日葵”是诗人的化身，“疯狂与抑郁是她的两种版本”，“葵花就是另一个自我/躁狂。忧郁。倾向于暴力美学/‘能疯的都疯吧——’/秋天还未到，画她的人预先疯狂/一场屠杀，是另一场救赎/她用身体变形，我用精神恢复”③。对李轻松来说，写诗就是在自己孱弱的灵魂中召唤出另一个名为葵花的“我”，她拉扯着自己不被平庸生活吞噬，但“我”又在与“她”的厮杀中冷酷地道出被遗忘的现实，以毁灭异己的方式自救。 这种紧张感在《无限河山》中被有意淡化。“下厨”、“煎鱼”、“喝粥”、“煲汤”、“掌勺”，一系列极其琐碎的日常生活动作开始进入诗人的眼睛。如果说它们曾经是勾起口腹之欲的元凶，是诗人漫游于精神之境时不愿记起的滞重身体，甚至是禁锢女性自由的贤妻良母的道德训诫，那么，这些意象如今已经成为诗人与现实“和解”的通道。“清淡的事物都是闪光的/我专注其中”，“对于那些没有缘由的抑郁/我不挖掘根源。我只加点净水/稀释掉我与生活的恩怨”，“一碗汤里的信仰/就是清汤寡水/喝一口，活一生/一碗米饭是最大的善心/小日子也无须思考/就隐藏了最大的哲学/还有我的顺从，恭俭，以食为天”(《小日子》)。李轻松在处理这些新的素材时，开始尝试扮演被动的观察者而非强势的命名者，她放下先入为主的厌恶感，与那些被大众日常经验操持的事物对话。从“拼盘”中，她悟到“原来生活竟是可以拼贴的/可以被抟制被模仿”(《拼盘》)，但她又不停留于居高临下的讽刺与拒绝，而是选择暂且放弃隐喻，回到事物的能指。挑选蔬果、清洗、搭配餐具——当李轻松用口语化的笔触记录下亲自做一道拼盘的过程时，最后一句诗眼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张力，“做完这个拼盘，天色已暗/这个最大的虚构，使我原谅了谎言”(《拼盘》)，她既睿智地戳穿了个体在生活中以形式掩盖虚无的心态，又感同身受地指出在这种自我安慰的努力中饱含的善意的一面。 在对“小日子”品茶一般甘苦自知的回味中，写诗的动作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它需要煲汤的耐心，“我买来了生活的调料。我需要那种文火/不紧不慢地炖。回想一些青春时代的爱情/因为缺少火候与耐心/便用火把火烧毁，用水把水浇灭/现在我爱上咕咚咕咚的声音了”(《一道汤》)；它还需要放弃顾影自怜的矫情，“喝粥原本是一件太随意的事/经不起这些色彩的追逼，经不住羞愧/像一场勉强的爱，染上现代病的细菌”(《在粥吧里喝粥》)。反思自己诗歌创作之路的作品同时也是李轻松对个人成长史的记录。在自序的第五幕中，她特别将“女人、诗人、世界”作为新世纪以来的自我定位。李轻松曾表示很反感“无性别写作”的提法，但又对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女人，始终怀有一种恐惧。可以说，当她选择以与现实疏离或与自我对抗的方式，用一种带着残酷、血腥之美的极端笔触写诗时，她其实是在拒绝社会分配给女性的合法生活经验或柔顺之美。但正如她所警惕到的，“我把自己的枝蔓砍光/只剩下一副枯干的骨骼/那些带着杀机的动词，劫持了我/使我成为生活的人质/接着又成为人质的生活”(《写诗是一件美丽与苍凉得无法言说的事》)。这种写作没有逃脱，反倒是更加暴露出女性天生的弱势与困境。它的致命之处在于完全将诗意的萌芽寄托于心理现实的转喻，即一种纯粹的本色写作，虽然提供了经验底层爆发出的最真实可感的东西，但理性的缺失也成为一种危险。“尤其女性，她们天生就带有虚幻的基因。所以我必须用世俗的生活来消磨掉这种虚幻，必须拥有一颗平常之心，关爱身边的万物。所以当我重新被世俗的生活填充得十分丰满，那些琐碎的、纷繁的事物重新呈现出它们各自的芬芳时，我的诗歌会变得更加饱满、自然与舒展。”④因此，当李轻松决定冒险进入大众视野中的女性生活时，她其实是转守为攻，一旦她能够在厨房家务间发现可以入诗的哲理，女性的生养之职就不再仅仅是痛苦与压抑，还有地母般孕育生命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