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新闺秀派作家凌叔华 三十年代被称为“新闺秀派作家”的凌叔华(1900-1990)①，与“闺秀派”的冰心及“新女性派”的丁玲、冯沅君等齐名，被称为“新月派作家中的小说圣手”，是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②。本文试图评析她的女性身体叙事如何作为一种容器，构成各种社会/文化身体的聚合体，隐含着(特别是中产阶级与上流社会)女性身体的隐喻。 身体的社会/文化聚合体的容器论述，可借助特纳(Bryan S.Turner)的观点加以参考。特纳在《身体与社会》导言中指出了身体的悖论：我们的身体即是我们本身，我们就是身体，我们的身体被体现，有如自我的显现。通过身体融入社会秩序、社会控制和社会分层等现象中，重新思考了身体与社会的关系。在身体与社会构成的辩证关系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身体视为生物有机体进入社会理论；象征互动主义将身体作为再现的自我而出现；而弗洛伊德主义则将身体体现视为表现欲望的能量场域③。在这些身体悖论与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争论中，女性身体往往被赋予神秘的表象；特别在富于张力及矛盾倾向的女性文本中，更能凸显女性身体与社会如何整合、融解的运作。每一种社会的身体理论与管理学说，都有各自的依据；并通过纪律限制“内在的”身体，进而在社会空间中再现“外在的”身体④，成为社会及文化建构的产物。 女性身体作为话语场域的体现，除了西方的身体与社会观点以外，实际上中国古代儒家身体观的学说论述体系亦久已有之。儒家学说中的社会化身体，富有强大的文化内涵，同样强调身体和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传统儒家理想的文化身体，事实上和社会的身体、形躯的身体及意识的身体等理念相结合⑤。可见不论是中西方的身体理念，自古以来就把身体概念和日常生活、历史、社会思维等联系⑥。由于身体和文化、社会习俗等关系密切，因此可以从有关视角切入女性叙事文本肌理中，以此解读女性与家庭、社会等现象。 在这意义上，身体论述不但存在于社会与文化体系之中，同样存在于文学中的身体书写领域。身体不但是物质有机体，更是一种隐喻：即女性身体是各种公/私场域的聚合体⑦。二、三十年代以降，中国女性文学的身体书写不只是涉及悲愤与控诉为主调的叙事模式，女性身体亦成为可观的文化符号空间，是实体界与象征界的社会/文化的聚合体，其界线往往无从划分。性别差异与家庭结构，主体身体与客体的联系，在聚合体中展现某种程度的分裂与对立。从哲学理念推而言之，女性身体的书写已从柏拉图的“空间”转变成当代性别论述中克里斯蒂娃所谓的“容器”。而在五四女性文学中，我们亦能找到此类富有西方身体理念和传统宗法文化的身体铭刻。这种女性主义概念中的身体/容器论述，构成强大的文学文本建构，以及社会、文化建构。⑧借助有关视角切入五四女性身体的叙事文体，或可为这时期的女性文本重读，提供新的视角。 高门巨族的精魂：凌叔华的女性身体书写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凌叔华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小说《酒后》，时年25岁的新时代作家⑨，甫一出手就以富有女性自主意识的情欲主题挑拨家庭伦理。她往后的小说作品，大都含有女性与文化、历史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她所建构的女性闺秀叙事，并不完全只是男性批评下的“次要”作品，其中亦有反映上层社会女性的身体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表现女性在历史变迁中所遭遇的、唯有作为第二性的女性作家才能感同身受的身体内在场域。 在1930年代，正是由于凌叔华的作品甚少涉及重大的社会、时代问题，甚至被指为只限于女人和孩子之类的家庭琐屑内容，因此只被当时的文学界视为“次要”作家，特别是男性批评家，将她归属于所谓“新闺秀派”的代表作家⑩。这种被边缘化的女性叙事之言论与评价，其实都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玛丽·艾尔曼(Mary Ellmann)早年即提出“父权批评”(Phallic criticism)的术语理念，揭露此类父权/男性批评家的批评偏见。这些父权/男性批评观点倾向于将女性作家的作品本身当作是“女人”加以看待，运用诸如迷人、甜蜜、顺从等狭窄的形容词去评论女性作品，过度地关注女作家的女性气质(11)。凌叔华的文本解读似乎也有类似的困境与瓶颈。 虽然，五四以来的学术界对于凌叔华文本中的女性与身体叙事仍未充分地被解读出来，然而，早年朱自清和鲁迅等人也已经很重视凌叔华整体的创作成就。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已把凌叔华列为五四时期六大女作家之一。沈从文在女作家中也最看重凌叔华，认为凌叔华是女作家中一个不容易被忘却的名字，她的《花之寺》和《女人》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他特别强调凌叔华的女性书写，为女作家中走出一条新路(12)。此类评价无疑为凌叔华作品提出了女性文学论述的新思维。 以往学界对凌叔华的研究通常局限于鲁迅“高门巨族的精魂”来考察她的女性写作，并没有把凌叔华有意面向新时代的女性书写中的女性自觉意识与身体写书结合起来，也没有考察她的作品如何在女性身体叙事中探讨或表露的文化、历史意蕴。实际上，凌叔华早期作品中的女性身体叙事隐含着社会化身体和文化身体的话语场域。她的叙事文体之肌理深入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女性闺秀型态与生活内涵，因而变得颇为复杂迂回。她的闺秀叙事笔锋亦深入女性身体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不稳定状态与女性问题，为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碎情感，提供了新的观察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