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国当代文学的历程，我们不仅是要评价既有的成就，也需要关注其曾经出现过的种种契机，讨论其一个个节点和可能性，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背景下关照其成败教益并且烛照后来。这里所说的可能性，借助了米兰·昆德拉在阐述欧洲小说历史时拈出的一个概念。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从塞万提斯到普鲁斯特，欧洲小说敞开了它的多种可能性，向后来者发出了阵阵召唤(即当下常用的“询唤结构”)，“游戏的召唤”，“梦的召唤”，“思想的召唤”，“时间的召唤”；可惜的是，这些可能性，这些召唤，并没有被后来人充分地珍视和汲取，导致当代欧洲小说逐渐走向其衰亡。“但是，小说通过自己内在的专有的逻辑达到自己的尽头了吗？它还没有开发出它所有的可能性、认识和形式吗？我曾听人把它与久已被采尽的煤矿相比较。但是，它与失落的机会和无人听到的召唤的墓地难道不是更加相像吗？”①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也可以发现那些或醒目或幽隐的诸多有待展开和深化的可能性，值得作家和研究者予以积极关注和继承的“召唤”。例如，20世纪50年代，孙犁对乡村中特定的一类女性——识风情、会生活、有魅力、又带几分出格和“邪气”的青年妇女的兴趣和塑造，在《光荣》中的秀梅、《村歌》中的双眉、《风云初记》中的蒋俗儿和《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身上，下了很大的力气，取得了独到的成就。新时期以来的铁凝，正是承传了孙犁的这个人物形象系列，才有助于走出早期的清纯，写出《棉花垛》中的小臭子、《永远有多远》中的“西单小六”、《大浴女》中的唐菲等人物，拓展和强化了孙犁所开创的这一可能性，也使得自己的创作更上一层楼。就此而言，相得益彰的孙犁和铁凝，都是幸运的。更多的时候，前人的创造和“召唤”，未能得到后来者的接踵，留下了许多遗憾。我做这样的研究，就是希望能否给文坛一点启迪，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波动》、《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这三部中篇小说，我几乎都是在作品问世的第一时间就读过的，而且都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其后许多年间，总会不时地重新涉及这几部作品。近年来，一些学人在“重返八中年代”的研究中将《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作为重要的考察对象②，在梳理当代文学的正典结构时，也以上述作品为例证③……比起当年名重一时的《伤痕》、《枫》、《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苦恋》等，这三部作品从来没有大红大紫，在岁月的延伸中，它们却日渐显示出经得起时光筛洗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意义，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可能性。 一 多重的对话性及文体的契合 《波动》、《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是作品的开放而多重的对话性。三部作品不约而同地采用的，都是人物的自我倾诉和彼此对话，而且，这种对话性，还不止是在两个人的语境中进行，许多时候，先后参加彼此对话的，多达四人乃至更多；参与对话的人员，有的是互为犄角，如《公开的情书》，有的是立场更为多元，角度更为丰富，如《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 《公开的情书》中，四位主要人物老久、老嘎、老邪门和真真，在“文革”中期那样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以非常频密的书信往来，袒露情怀，直抒己见，谈人生，谈理想，谈艺术，谈爱情，寻找通向真理和献身祖国的路径，本身就是充满了强烈的挑战性叛逆性的。作品中的“三老”，思想立场基本一致，他们的差异在于对真真的喜爱程度和情感投入的力度。《波动》采用了心灵独白的方式，其中的萧凌、杨讯、白华、媛媛四个青年男女形成了格雷马斯的矩阵形格局：杨讯和白华都在追求或者暗恋萧凌，倾倒于她的冷峻脱俗；单纯幼稚的媛媛对杨讯示爱无果，又发现了父亲林东平的隐秘往事，得知杨讯是林东平感情出轨的私生子，愤而离家出走；林媛媛阴差阳错和白华走到一起，本来指望能够跟着白华远走天涯，白华却在对她戏弄一番之后冷酷地将她从身边赶走。还有老干部林东平对现实的思索和对历史的回忆，他的存在，在年轻一代的感情纠葛之外，拓宽了现实的与历史的空间，也呈现出两代人的精神碰撞和交流。《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故事由男主人公“我”——李淮平讲述出来，其中心是李淮平与南珊的跨度长达十余年的四次邂逅以及由此产生的四次长谈。但是，在情节的展开中，参与这场漫长的精神对话的，不但有作为长辈的楚轩吾和李聚兴，还有泰山极顶上的“对话四人组”，“我”、南珊、泰山长老和那位讲西班牙语的异国军人波西宁上尉。如同李淮平所感叹的：“我默默地注视着他们这水乳交融般的谈话。这是三个多么不同的人啊！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经历。而且他们的信仰也是多么的不同。然而却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们热烈地聚合在一起，彼此襟怀相见，谈得这样投机。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我凭我的直觉意识到，那力量是简单而有力的。这就是，对于真理的共同追求，对于正义的共同热爱，对于人类文明的共同景慕，以及对于世界未来的共同责任感，使他们在心底深处感到彼此是同样的人。”④同时，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不但是冲决“文革”时期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激流，也对正在建构中的80年代主流的思想体系和文学生态形成潜在的威胁。这也是这三部作品分别引起或大或小的争议，遭受到错误批判的深刻原因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