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赢利型经纪与阿Q的出现 1930年1月，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鲁迅考察了中国古代的侠客到了近代，怎么一步步变成盗匪，又如何逐渐被招安，变成了奴才，最终变成“流氓”： 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是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①。 鲁迅这里具体讽刺的是一些所谓的“革命文学家”，但用来解释“流氓”在近代中国的出现，也不无道理，或许也正是出于对中国现代社会中新出现的这类“国民”的敏感，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真正让流氓出现在了文艺书中。虽然说游民历代都有，但是到了现代，游民的形象出现了新的变化。因此鲁迅在解释为什么创作《阿Q正传》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中国若不革命，便不会有阿Q，意思是作为现代国民性的鬼魂，阿Q这样的游民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现代“革命”的产物，他在20年代中国乡村的出现，至少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到了民国时期，中国的乡村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小康人家跌入困顿后，鲁迅看清了族人的面目，对于鲁迅来说，既是父亲死后的童年记忆，也是关于现代中国宗法社会破产的寓言。如果中国传统社会如费孝通所言，存在一个差序格局和独特的礼治秩序，正是这一套乡土伦理和道德规则支撑着乡村共同体；那么到了晚清以后，这个传统的乡村社会已经开始逐渐解体并在民国时期暴露出危机。其原因正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对乡村的渗透，同时伴随着民国时期乡村的现代官僚化治理方式，于是中国的乡村社会出现了如杜赞奇所言的掠夺型经纪人，这类乡村“恶人”比地主还可怕，其典型形式就是劣绅和恶霸。不论是在《阿Q正传》、《祥林嫂》、《离婚》中，还是在赵树理的《邪不压正》，《催粮差》中，我们都看到了，劣绅和恶霸的出现，如何让一个无思无虑的江南小镇变得风波迭起，诉讼不断，乃至民不聊生，于是有人铤而走险，乃至逃离家乡。阿Q上城是必然的，再次回来也是必然的，小说写出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年轻农民逐步被剥夺和排斥的过程。他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排除在宗族、乡情等各种关系圈子之外，因此无法命名，他没有家，没有一个有意义的事可干，他没有土地，并因无聊不断“犯罪”，连身上最后一件破衣也被剥夺去，还立下了欠债的字据，最后被迫干起赌博和盗窃的勾当。传统乡村的伦理秩序在礼崩乐坏的同时，诞生了一套“新”的生活法则。正是这些残酷的生活法则，让阿Q注定成为“流氓无产者”。即便不是阿Q，在“官、匪、兵、绅”和苛捐杂税的盘剥下，那个身材矫健，机灵善良，代表着乡村“下一代”新人希望的闰土也终将逃不出历史的循环，再次成为一个愚昧和麻木的农民。即便阿Q手脚干净，不偷不摸，或者他像骆驼祥子一样，不怕辛苦，到城里打拼，一心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似乎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祥子最后再次流落街头，拖着烂鞋拣烟头的“二流子”形象说明了这点。对于阿Q和祥子来说，他们并不天生厌恶劳动，并不害怕劳动本身的辛苦。历史的循环源于传统恶的生产关系宰制了乡村，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中，农民看不到“未来”，勤劳未必致富，因此必然懒散，得过且过，最终和恶人一样，也变成被社会唾弃的“恶人”。 因此，以阿Q为代表的二流子在中国农村的出现，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它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侵入中国和乡村，晚清后农村税收增加，催生了金融高利贷，这种赢利型经纪管理模式，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也造成放高利贷比做地主更有利可图的赚钱模式。赵树理的小说《福贵》形象地说清楚了这个故事。财主王老万常教训他自己的孩子说：“光生意一年能见几个钱？全要靠放债，钱赚钱比人赚钱快得多”。福贵打小是个好孩子，精干漂亮，和祥子一样，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说到庄稼活，福贵也是各路精通，一个人能抵一个半”，同样是因为父亲的病而家道中落，最后借了王老万驴打滚高利贷治病买棺材，从此翻不起身，每天给王老万打长工，却还利息都还不够，于是账越欠越多。福贵后来赌博，离家出走，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都是因为日子没了奔头，干不干一个样，“反正是个光！”，他给自己算过一笔帐：给债主王老万做长工，“一月赚人家一块半，咱欠人家九十块，人家一月赚咱三块六，除给人家受了苦，见一月还贴两块多，几时能贴到头？”②在这样的生存法则和文化逻辑中，老百姓不但个个成为杨白劳，而且同样摆脱不了卖儿卖女的命运。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延安时期，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改造二流子运动，成为延安的十大事件之一，政府关注二流子，也是几百年来的头一遭的新鲜事。并因此出现了许多有关改造二流子的报道和文学叙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与叙事，民国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延安文艺和五四文学之间的复杂关联。 二 组织起来：新的劳动共同体的创造 正如作家韩丁在《翻身》中所言，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新词汇③。作为新现象和新名词的“二流子”，曾被当作“新知识”，收入上世纪50年代的各种《新名词词典》中，特指旧社会中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失去土地和职业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大都是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常常以不正当的活动(如偷盗、欺骗、恐吓等)谋生。在乡村特指‘脱离生产’、‘游手好闲’、‘好吃不做的懒汉’”④。有关二流子的知识所以重要，是因为关系到土改工作组进入农村后对政策的掌握，关系到对阶级成分的认定。在一份《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的文件中，二流子也是指好吃懒做和不务正业：“在解放前，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被反动政府及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压迫剥削而失去土地及其他职业和土地，连续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者叫游民(习惯上叫流氓)”，词典中对“所谓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还特别加以解释，即指“依靠偷盗，抢劫，欺骗，乞食，赌博或卖淫等项不正当收入为生而言”⑤。在此之前，这个词较早出现在1925年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和西欧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差异，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工业不发达，产业工人只有二百万，而且多集中在沿海城市的航海和铁路、纺织和矿山业，而农业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阶级却分别是它的数十倍，成为大多数。在该文的最后，他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