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知识分子书写的合法性与复杂性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知识分子的从属地位和尴尬身份，使他们一方面被整合到新的政治体制之中，失去了其作为特定群体的独立存在；一方面又不能完全见容于体制，而常常被迫游离于体制之外。这种状况反映在建国后的小说创作中，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在现代文学中那样作为主人公，大量出现在小说中。小说题材和人物的重心，已历史性地转向工农兵群众，随之带来的，是一整套对文学的重新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小资产阶级范畴)，决定了他们被改造的命运将成为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所不可回避的主题①。因此，研究建国初的小说创作如何描写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过程，以及由此引来的持续不断的批判，对我们重新把握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在当代文学中出现的变异以及对文学史丰富性的理解，都将是一个有益的视角。 而从另一方面看，这种题材重心的转变也正是左翼革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题材转向工农日益成为时代的需要。鲁迅早在1927年就曾预言革命(虽然此时他并没有认识到大革命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间真正的区别)胜利之后“平民文学”(“平民”在鲁迅这里即工人农民——引注)的到来，但他指出，以往所谓的平民文学并非真正的平民文学，而毋宁说“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而若要“有真正的平民文学”，则“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②。可见，知识分子要想在平民文学的时代写出真正的平民文学，必然经历自我改造的过程。这一点在延安文学中已有所显现，何其芳创作于40年代初的诗《夜歌》即典型地表明了知识分子自觉同过去告别的决心和意识。从这个角度看，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其实也是知识分子自觉针对自我意识的改造，这是革命发展对知识分子提出的新的时代要求。考察建国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写作也应从这一角度来进行。 在这个语境下看，1949年8月至11月间出现的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对知识分子书写是否具备合法性意义重大③。通过这次讨论，使作家们再一次意识到向工农兵题材倾斜的重要性，同时也使他们对知识分子书写的合法性确信无疑，只是对于到底如何去写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他们一方面自觉意识到自我改造的重要性，同时在书写过程中，又往往会有意无意中流露出其固有的知识分子意识，正是这样一种矛盾决定了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不可避免地游移于主流意识形态规范和自我表达之间，其遭到批判也就是必然的结果。批评(或批判)无疑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意图，其反复不断的进行所显示出的既是一套知识分子书写的规范和禁忌，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不断流露的表征；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禁忌在反复不断的批判中成形之时，恰恰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曲折复杂和远未成功。 二 在批判和修订中逐渐成形的书写规范 建国初对知识分子书写的创作有过两次比较集中的批判，一次是针对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锻炼》等小说(1951年前后)，另一次是对白刃的长篇《战斗到明天》(1952年前后)。知识分子形象只是书写知识分子整体中的一个环节，它反映的问题是全方位的。而这两次批判又都是在当时重要的报刊上进行，如《文艺报》、《解放军文艺》甚至《人民日报》，因此有相当的代表性。下面将以具体文本为例，结合当时的批评文章，从四个方面探讨书写知识分子所应遵守的规范。 第一，知识分子与党员形象之间：思想改造中党员形象的塑造和强调。毛泽东曾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④。知识分子的成长若要体现出一种合乎历史的规律，就离不开党的领导，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得以完成的关键所在。当时有批评家这样指责《战斗到明天》：“我们看不到党在知识分子改造中起的作用何在，看不到好的党员的形象，看不到党员的模范作用，看不到党员和党组织的活动”⑤。《我们夫妇之间》遭到批判，也与小说中没有一个正面的模范党员有很大关系。此外，党员形象还必须高大完美。如果不完美就不足以引导知识分子，而若不能给知识分子以很好的指导，也就不能使知识分子健康地成长。王川是《战斗到明天》中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但“按照作者的描写：那里的几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工农干部王川来，简直高明得多，有本事得多”⑥。同样，《锻炼》中共产党员蔡子和虽然完美、英明，但对知识分子梁军(单行本中改为马军)的思想进步并没有多大“关涉”，“因此，使读者得到的概念很模糊，看不到马军这个全身是缺点的革命知识青年究竟如何克服缺点在党的教育下进步起来”⑦。 为了更能说明问题，本文将以《战斗到明天》的1951年版(即初版本)和1958年版(即再版本)⑧进行比较(下文同)。再版本对党员干部王川作了相应改写，主要集中在对其“纯化”、“美化”塑造和突出对手下知识分子的有意改造。像被多次指责的这段： 在宣传队，王川演起剧来，台词咬不清；唱起歌来，常常变调；个子太高，两条仙鹤腿……即使出出场，也不过是跑跑龙套。(1951年版，第67页) 在再版本中被删去了，似乎源自这样的批评：“作者笔下的王川不但不是一个优秀的党员和优秀的工农干部的典型，而实际上成了各种错误和缺点的代表人物”⑨；“在作者眼里，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眼里，我们工农干部出身的宣传科长原来是这样一个角色！怪不得知识分子瞧不起他！”⑩而为了使王川的形象更加丰满高大，成为“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再版本中把初版本里关于王川的描写作了相应的改动。改动前的王川给人一种“琐碎”、胆小的感觉，而改动后，虽然意思一样，但他已明显具有共产党员高瞻远瞩的气质，同时又极为严谨细致(11)。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们对他的不满情绪就显得毫无道理了。因此，再版本中有关其手下知识分子对他不满的描写也就被删掉了，而为了不“使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成为自发的自我改造，甚至使小资产阶级思想狂妄地居于领导地位”(12)，再版本中突出了王川对他们进行的教育和有意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