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4-0089-07 安德森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中的一次深刻变化，这种深刻变化则得益于印刷语言的诞生与传播。印刷语言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那些原先操着不同语言的人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能够相互理解了。“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形成了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胚胎”。①安德森的论述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兴起似乎更为有效，在欧洲各民族语言发展的现代谱系中，各个现代民族国家语言的诞生是以挣脱古老的神圣语言——拉丁文、希腊文或希伯来文逐渐向地域方言靠拢，通过现代印刷语言从而建立起各区域的书面语言。换言之，欧洲现代民族语言的诞生是以地域方言替代神秘拉丁语的“祛魅”过程。对于晚清以降的中国而言，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印刷语言的产生和欧洲并不相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在现代印刷语言产生之前，已经有了自己公共的书面语言——只不过这一语言的表述体系是以占知识垄断地位的士大夫阶层的古典文言为主体。中国的现代语言运动从两个路径展开：一是推倒艰深晦涩的古典书面语言、建立言文一致的现代白话书面语言的书写体系；二是追求“国语统一”、使方言纷歧的区域语言向共同的民族统一语靠拢。与欧洲各国相比，中国近代以降的国语运动遭遇的问题更为复杂，“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始终存在着难以兼顾的紧张。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方言歧异，言文一致必然带来区域方言文学的张扬，国语统一(侧重于读音统一)也因标准不同带来向“谁”统一的纷争。对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而言，与其说是印刷语言造就了民族意识，还不如说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危机意识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语言统一运动——以开启民智、普及知识为目的而展开的白话文运动，借助白话报刊和通俗读物这一现代印刷语言使普及教育成为可能。 一 普及知识与民族救亡 19世纪末逐渐展开的国语运动既是以普及教育、动员民众、挽救危亡、富强国家为目的，又蕴涵着完善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促进民族文化革新与发展的现代性旨归。国语运动包括汉字改革和国语统一两个相互依存、相互推进的方面。汉字改革旨在以逐步走向汉字拼音化的废除汉字运动和汉字简化运动，国语统一旨在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基本音的汉民族共同语的语言规划运动。不论是汉字改革还是国语统一都是通过知识普及一般民众最终达到民族国家的富强。因而，探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有必要追踪晚清以降国语运动者如何通过现代语言革命以谋求知识普及的思想理路。 国语运动从两个层面展开，其一追求言文一致，即推广白话文，达到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一致；其二统一国语，即在全国推广统一的语言，达到语音、语法和语汇的统一。言文一致的最初动力，首先源于救亡图存的内在诉求，卢戆章集十多年之功精心研制出“切音新字”，目的在于让国民迅速识字以普及教育，从而达到“国之富强”： 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文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供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② 这种唤醒民众、救助国家的崇高理想与严肃信念不能一概认为是天真浪漫之举，实乃出于知识普及与民族救亡的自觉。这种自觉的责任担当则是一以贯之，直到1906年，卢戆章仍“痴心不改”其原初主张：“倘吾国欲得威震寰球，必须语言文字合一。务使男女老幼皆能读书爱国。除认真颁行一种中国切音简便字母不为功。”③ 知识者改良文字的动机莫不如此。沈学19岁研制切音字画，同样以谋求国家富强为根本，并以知识推广与普及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历5年之功而成的《盛世元音》序指出：“文字者，智器也，载古今言语心思者也。文字之易难，智愚强弱之所由分也。”。近人王炳耀于1896年著《拼音字谱》一书，自序中表达了其创制字母的深层动机： 是书拼音成字，书出口之音，运之入心，不由耳而由目，使目见者即明犹以口宣言，使耳闻者即达声入心，通别无难义也。各字读法，先声母后韵母，有左自右，自上而下。或先大后小，按音拼成，有识之士，虚心推行，始于家，继而乡，渐而国。合国为家，天下莫强矣。④ 王炳耀当时是否形成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并不清楚，但他创制字母、普及知识以达到国家富强的观念则极为自觉。 应该说，近代以来中国知识者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与西方列强的刺激密切相关。以1840年震惊中国士人的鸦片战争为标志，民族问题开始成为困扰中国知识者的重大问题。尤其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以后，凭借船坚炮利，弹丸之地的日本彻底粉碎了中国这一老大帝国的千年神话，“保种图强”的呼声霎时弥漫于朝野之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语言改良者均在1896年也即甲午之战后刊布其著作——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力捷三的《闽腔快字》，这看似巧合，却大有进一步研讨的兴味。甲午海战之后中国知识者的焦虑心态与谋求富强的心理吁求甚为强烈，受“中日甲午战争之巨大冲击，有识之士，已深感危亡迫在眉睫，谋求以自立自存，惟有共图富强。欲共图富强，又不能不唤起民众，结合群力。欲唤起民众，使人民共抒建国智能，自须使众民先有知识有技能……于是语文工具，首先必须健全而简易，因是普及知识实为当时知识分子觉醒后急求达成之重大目标，语文改良则是达成此项目标之必要手段。”⑤普及民众知识是语言改良和民族富强之间的一个中介，借助这一中介，语言改良和民族富强之间发生了直接关联，语言运动先驱者创制拼音字母绝非一时兴之所至，实质上寄托了他们谋求国家富强的严肃思考。劳乃宣1907年著成《简字全谱》，其自序中说得甚为清楚：“识字者多，则民智，智则强；识字者少，则民愚，愚则弱。强弱之攸分，非以文字之难易为之本哉！然则今日而图自强，非简易其文字不为功矣。”⑥这种通过语言文字改良以开启民智进而达到国家富强的思考路径，为许多国语运动者所共享。朱文熊在其《江苏新字母》的自序文中叙述创字动机，同样是出于国家富强的考量：“我国言与文相离，故教育不能普及，而国不能强盛。泰西各国，言文相合，故其文化之发达也易。”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