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以来，曾经作为80年代“显学”的现代文学研究在整体文化格局中的“边缘化”，是经常被讨论的问题。这种讨论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展开。不过，指认出“边缘化”这一描述本身，便隐含了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这常常使人们很快将问题转入如何从“边缘”再度进入“中心”的讨论。而关键问题，或许并不在如何使现代文学研究重新中心化这样的主观诉求，而在如何准确地勾勒出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处境和组织形态，从而有针对性地探讨它可能发挥现实效用的方式与途径。 应该说，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下来探讨现代文学研究，无法回避它作为一种“学科”形态的存在方式。作为一个具有着严格学术规范并提供着系统学术训练的学科方向，现代文学已经发展成了能够娴熟地自我运转的知识生产体制。很大程度上应该说，现代文学研究的所谓“边缘化”，正源自它作为学科的成熟而表现出的自我封闭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合法性危机。而追溯这一学科现状形成的历史时间，其实不需要走得太远：它正形成于80年代的社会与文化变革过程中。如果将现代文学学科视为福柯理论的“话语实践”形态，将会意识到，正是80年代形成的两个层面的因素在规约着现代文学研究的自我成熟和自我封闭。福柯理论将话语构成视为由“语言”(德勒兹表述为“可述”层面)与“实践”(德勒兹表述为“可视”层面①)构成的“装置”。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现代文学学科也是这样一个由两个层面构成的现代“装置”。在语言的层面，这主要是由所谓“回到文学自身”、“文学本体论”乃至“纯文学”诉求而导致的文学观念体制。如果说这种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在80年代历史语境中有明确的针对性，并包含着新的文化政治诉求的话，那么有意味的是，正是在90年代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文学性”丧失了其具体的历史性内涵而变成了一个超越性范畴，并作为重要学术规范规约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基本研究取向和视野。从体制的层面，现代文学学科在80年代的重建和完善过程，事实上是将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知识体系制度化了；而在新制度形成之后，这种知识就成为了自明的知识与“常识”，并为现代文学研究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封闭提供着物质性保障。它使得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成为了特定学科领域内的专家，并在制度性的活动空间内进行着规范性的知识生产。 正因为学科体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因此，依照“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仅仅在文学视野内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就好像无法在一间房屋内部观察到房屋的整体轮廓和具体构成一样。除了考察这间“房屋”的内部构成，同时还必须有站在房屋外部的视野，才能由外而内地看到问题的全部。福柯倡导的“知识考古学”与“知识谱系学”曾被概括为：“考古学”指的是“区分不同的话语秩序，这些话语秩序为思想观念的表达制定各种条件，并提出一些命题和陈述以便人们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而“谱系学”则“和权力的非话语机制关系更大，这些非话语机制决定了人们理解世界和在世上行动的方式”；两者操作领域的不同可以这样描述：“构成学校课程(数学、科学或者文学课程)的各种话语是考古学方面所研究的对象，而教室应该如何布置才能使老师能够四处移动并监视每个学生的行动这一问题则与谱系学方法更有关系”。②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地认知当前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也需要这样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双重视野，这样才能使人们观察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论述，如何历史地依托于特定的知识体制和学科制度，并如何作为其构成部分而存在。 显然，整体地考察现代文学在80年代的学科建制过程，远非一篇论文所能胜任。本文尝试具体地分析1985年由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论，将其作为8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重建过程中的重要话语事件，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一、80年代文化场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论 选择“20世纪中国文学”论来展开关于现代文学学科体制的探讨，显然不是要再度论证这一文学史范畴在现代文学学科史上的经典地位，也不是认为对这一个案的探讨就涵盖了现代文学学科体制重建的全部内容，而是因为这一特定的史学/理论形态在80年代文化场域中所处的独特位置，恰好能够勾连起现代文学学科体制不同层面的历史内涵。因此，尽管由个案带问题的研究方法本身可能会存在许多缺陷，不过由于这一个案所勾连的丰富历史侧面，学科体制的大致轮廓却可由此显现出来。 “20世纪中国文学”论的提出，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特定学科方向与研究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1985年提出之时，它就被看作现代文学的研究突破和新进展，甚至被称为开启了“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之后的第三个研究阶段③。当时的诸多评述文章，都在文革后现代文学学科重建和发展的脉络中来定位“20世纪中国文学”，将其视为“打通”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学科界限的新文学“整体观”的代表性论述。同一时期的重要表述还包括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李泽厚的《20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④等。不过，“20世纪中国文学”论的意义却并非仅仅在“打通”或“整体观”，因为仅仅“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并不会自动也不必然导致从“现代化”叙事、世界想象与民族主体的层面确立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性的论述。如果说强调“新文学”应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学进程不应被“人为”的政治观念切断，这被视为“整体观”的核心内容的话，那么由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奠定基本论述格局的“现代文学”史观向“20世纪中国文学”论的飞跃，其话语资源并不完全来自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体制内部。“20世纪中国文学”所论述的整体观，虽然是在批判“现代文学”史观，但并不是要回复到“现代文学”史观提出之前以“新文学”范畴来界定的“整体”，而与80年代中期的整个文化场及其历史想象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就这一层面而言，可以通过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具体知识表述及其播散方式，来考察作为80年代“显学”的现代文学这一学科方向与当时文化/知识变革之间的关联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