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0)01-0018-09 自20世纪30年代后，日文写作逐渐成为台湾新文学的主要写作形态，至1937年后更成为唯一的写作形态。从语言使用上看，这种转折似乎是断裂式的，但事实上文学整体而不是单个作家的写作断裂并没有发生。不用说中文写作和日文写作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存，就是文化想象方面也存在中日文写作的自然衔接。在语言转换的当下，文化想象并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或者说，此刻想象的变化主要不是受语言转换的影响，更多地是受制于社会思潮的变迁，与中文写作进程中受社会影响发生的变化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是日文写作仍然在想象领域的拓展、想象方式的多元等方面显示了与中文写作的差异，特别是将日文写作后期的文本与中文写作初期的文本相比较时，差异就更加明显。如果把殖民地台湾新文学视作一个整体，把主要以中文写作为基本形态的时期、中日文并存的时期、日文写作时期依次串联起来，文化想象的渐变脉络是相当清晰的。 20世纪30年代初期至1937年，可谓中日文写作并存的时期，①日文写作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家，如杨逵、吕赫若、翁闹、巫永福等开始登上文学舞台。从一开始，日文写作似乎就不存在中文写作文化想象上的共同指向，文化立场和关注焦点也因人而异，甚至因同一位作家的不同文本而异，没有明显的群体化特征。杨逵、吕赫若的写作更多地承续了中文写作一以贯之的反映社会问题、关注民众疾苦的精神；②翁闹、巫永福等人的写作时代表征相对淡化，殖民社会矛盾冲突的紧张感并不强烈，更多的时候以描摹人的生存状态或内心活动见长；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的重要作家龙瑛宗和张文环，在复杂严苛的文化环境中以出色的艺术想象力展示了创作主体的内心焦虑和对台湾风物的精细描绘。文学与切近的现实问题的距离普遍加大，作家的个性化和艺术成就相当突出，因此以某些共同特征来说明日文写作是比较困难的。从与中文写作的比较中观察日文写作文化想象的变化可能是较为便利的立足点。 一 悲苦的民众形象仍然是日文写作民族自我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可能不再像中文写作中那样地位突出。深受左翼文化运动乃至工农运动影响③的作家仍然致力于表现激烈社会冲突中民众的受难者形象，但想象内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自然主义的痕迹减弱，民众的觉醒意识增强。这种变化的主要体现者是杨逵，他的《送报夫》呈现了殖民暴力下农民丧失土地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但人们还是竭尽全力做出了最后的抵抗。在日本目睹了阶级压迫，获得了被剥削阶级同情的主人公认识到阶级对立可能超越民族冲突：“在家乡的时候，我以为一切的日本人都是坏人，一直都恨着他们”，但到了东京却发现“和台湾人里面有好坏人一样，日本人里面竟也如此”。小说文化想象的重要突破在于通过空间的转变扩展了殖民社会阶级冲突的认知，将阶级而不是单纯的民族当做划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基本尺度，使本民族被压迫者与异民族被压迫者站到了一起，为社会问题的想象注入了新的因素。④《顽童伐鬼记》中日本青年、平民美术家健作发现下层民众的子弟，不管是台湾人、大陆人、日本人还是韩国人，都只能在垃圾场玩耍，相邻的优美庭院却被工厂老板所占据，于是他和孩子们一起为争取游乐空间而行动，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大众化美术’”。其中超越民族的阶级意识同样明显。作家明确的政治观和文学观对写作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虽然也有《无医村》里绝望无助的人物，但杨逵的大多数小说人物具有昂扬乐观的性格和不屈的斗争意志，改变了中文写作中黯淡压抑的氛围和底层民众的屈辱处境。 与中文写作描绘悲苦民众形象几乎完全一致的是吕赫若的《牛车》。交通的便利、汽车的通行逐渐使牛车运输失去了生存可能，以赶牛车为生的杨添丁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辛勤，却依然陷入绝境。他无法解释生存的悖论，而把汽车当做苦难产生的原因。他推倒了阻碍牛车在道路中心行走的路碑，却推不倒强大的殖民暴力和经济压迫。杨添丁是不觉悟的，与此前中文写作中的众多受难兄弟一样；但年仅21岁、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作者吕赫若却已明确揭示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封建自然经济的剧烈冲击，它虽然能为资产者的财富积累创造极大的便利，却给无产者的生存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文明的发展以牺牲底层民众为代价，同时又是在殖民社会中实现的。《牛车》的文化想象于是呈现出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殖民资本主义本质，即兼具资本主义掠夺和殖民社会暴力双重性的揭示，一是从经济领域再次透露出传统与现代、旧与新、道义与霸权的对立。农民们依据的经验意识到“在日本朝代里，清朝时代的东西都不中用了”，进而“以为文明的利器都是日本特有的东西”。他们所代表的传统虽然具有道义的优势，却依然不得不在与先进霸权的悲剧性对抗中步步退让。这正是《牛车》超越以往对社会问题和民众疾苦的自然主义式想象之所在。杨逵、吕赫若的出现联系着中日文写作关怀下层民众的共同主题，没有他们的努力，中日文写作文化想象间的差异会加大，文化想象的平缓过渡会受到影响。 关于传统，日文写作显示了比中文写作更加浓厚的想象欲望，而且态度相对平和，吕赫若、张文环等重要作家更是以民俗风情描绘见长。文化传统和民俗风情既可能仍然以其落后性而继续成为批判的焦点，又可能出于作家对民族精神的追寻而化作客观的审美对象。这个时期，殖民文化的渗透力大大增强，新文学与传统的紧张关系相比于社会运动最为激烈的时期有所缓和，作家对待传统的心态也有所改变，传统在文化想象中维系民族身份的作用得到加强。日文写作想象传统过程中知识分子式的矛盾困惑相当明显，但与赖和式的想象略有不同。赖和对待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心境更多地带有社会政治层面的焦虑，日文写作则侧重于文化问题，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探讨，直接的政治问题既不为时局所接受，也不为绝大多数日文作家所擅长。由于日文作家通过日本较多地触及到现代文明观念和形态，自身与传统的关系相对不十分密切，因此想象传统也具有相对冷静旁观和将传统审美对象化的特点。 对传统落后性的批判仍然是以现代观照传统的重要切入点之一。虽然日文写作的批判锋芒相对平和含蓄，传统往往像一个悠长的故事，与想象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也因此在现代人近乎于追忆的描摹中，浮现出它本来的保守和丑陋。毫无疑问，婚姻家庭关系是这个悠长故事的重要情节之一。吕赫若《庙庭》和《月夜》这两篇情节连续的小说讲述了女子翠竹丧夫再嫁，受到婆家百般凌辱被迫投水自尽的故事。传统对女子再嫁的歧视、男性玩弄女性的恶行、姑婆的刁蛮、娘家的软弱，一起将翠竹逼上绝路。这是两篇典型的表现封建社会妇女悲惨处境的小说，其情节和人物命运呈现出人们所熟知的惯常模式，但另一人物“我”的出现却以近于旁观者的姿态打破了惯常的客观叙述，增加了另一种文化力量与传统的交锋，引申出了新的想象内涵。归乡的“我”受舅父的委托将无法忍受虐待跑回娘家的表妹翠竹送回婆家，这个软弱、犹豫不决、毫无行动能力的人物在同情翠竹的痛苦和顺从传统的意志之间承受着内心的折磨，然而“我”还是选择了妥协，带着内心的不安期待奇迹出现，但翠竹的投水使“我”的期待彻底幻灭。“我”的尴尬流露出接受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遭遇现实中的传统时深深的无力感和挫败感，离乡多年的“我”对传统的想象只是儿时香火繁盛的关帝庙和与翠竹嬉戏的诗意场景，现实的传统却露出了无情的“吃人”本色。在想象和现实之间的极度不适应其实也流露出传统向现代过渡中知识分子必然的情感反应。这使小说在寻常的故事模式之外提供了展现知识分子式传统想象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