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与作品之不同／搔艺术之痒 我不太熟悉教科书中对《古船》那个时期的作品的评价。发表在杂志、报刊上的一些评论，部分读过了。我觉得评论家的文章就像作家的作品一样，有自己的初衷和目标。这些文章对作家是有启发意义的，因为作家要吸纳许多营养，注意来自各方面的看法，这是作家面向全部生活的一个部分。 当然读过许多精彩的评论文章。 但总的来说，作家会明白评论和作品的写作还是不同的，其出发点和目标区别还是太大了。评论的概括性、所谓的大处着眼的特征，是必然的，也是需要的。最好的评论并不因此而忽略作品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比如作品的语言、细节、文字褶缝中的微妙、人物个性的深层、诗意、感性和张力、激情的饱满度、隐于文字中的气质、幽默感……实质上类似的东西才决定一部作品的高下精粗。这些往往是作家创作中的依赖，也是最终能否走远和存活下去的保证。个别评论有时难以摆脱“通过什么——说明了什么”这样的论证逻辑，但这种逻辑其实于一般的作文是相宜的，对于蕴涵复杂的文学写作是不相宜的。 对于文学本身，作品的思想倾向有时反倒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优秀与否，即作家精湛的艺术在多大程度上令人陶醉。如果评论太冷静也太清晰了，连艺术的微熏都没有，结果就会成为状态之外的冷议。这样的评论与作品和作家都是隔开的，并不能搔艺术之痒。 我记得在八十年代之初的创作过程中，具体到一部作品，比较起来“改革”想得很少，而总是为生活、为人的历史、为人性、为屈辱和荣誉、为爱情、为诗意……这一切所激动。当然这些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内容——只是离不开而已。 评论不可能不概括，但在优秀的评论家那里，这种大处着眼，这种思维的高度和深度应该是良性的，即有助于进一步走入艺术的纵深地带；如果反过来形成了遮蔽，这种概括就成了问题。 作家希望评论能够紧贴着语言走，一直走入作品内部。 《古船》的写作／不要变得呼吸短促 因为《古船》的写作离现在二十多年了，具体构思的过程以及创作状态已经有些模糊。回忆一下，当时我发表作品已经十余年了，但总觉得还没有真正写出自己。这种感觉直到现在回忆起来，都十分清晰。当时随着作品数量的积累，这种希望有一次更重要、更深入、更集中、更酣畅的表达的心情和愿望，变得强烈起来了。那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它可以容纳我近三十年的人生经历中的一部分重要经验。当时的阅读量很大，中外现当代（介绍过来的）作品中最激动人心的代表作可能都读过了。我觉得有一些长篇小说，其中的一部分；艺术和生活的密度还需要增强。我想用这一次实践来改变一下。 好像没有想很多对以往某部具体作品超越的问题，也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的考虑。因为当年只想怎样写得精彩，怎样把深深震动了我、让我或激越或肃穆的场景和情愫表达出来，怎样不使共鸣之弦松弛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当时的状态。技法层面的东西想得不多，如果有，也都及时糅和在“状态”里了，成了整个“状态”的一部分，所以印象反而不深，记不住了。 写作《古船》的前后，是我心潮难平的日子，又是我呼吸深沉的日子。这样一部书需要这样的状态：沉浸、感动、冲决，却又需要尽可能地沉着，不要变得呼吸短促。 它不会自行消失／传统大词的内容 人文精神讨论其实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终止，就因为这个话题不是短时间能够摆脱、能够厘清的。作家主要不是参与讨论，而是用写作这一最大的行为来坚持、来说明自己。作家的发言是必要的，但真正的、有力的发言其实是在作品里面，是通过感性和形象去抵达的。我几乎没有直接参加讨论，没有为这样的一些争论写过一篇文章。关于讨论的文集收入的我的文章，还有争论中别人引用的我的文章，大都是在这场讨论还没有发起前的一些年里发表的。我一直这样写作和探究，直到今天也还是继续往前，一路产生着文章和作品——它们只是我的日常工作，不是为了具体的争论才写的。 所以可以说，我并没有直接参与当时的那一场争论。但也可以说，每个写作者，在广义上都算是参与了或继续参与着那一场争论。这不是自己愿意与否的问题，也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问题。因为一些与生俱来的大的命题就放在那儿，它不会自行消失。 我不曾与任何人对阵过，将来也不太会。因为这说到底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还有，每个人的写作生涯都有自己的方向和逻辑，既不能强求同一，又需要各自独立。把严肃的讨论弄成一场闹剧，还要制造出几个描脸的喜剧角色，通常总是这样的，这也是商业时代把一切都娱乐化、庸俗化的具体表现。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样的讨论，其实完全不必过分地从学术上抠字眼，过分了，即遮蔽了问题的实质。这严格讲也不是什么缜密深邃的学术问题。这是十分浅直、然而却是格外重要的现实选择问题，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并不深奥。这不过是关于人的勇气、自尊、良知、向善、仁慈、大义，诸如此类传统大词所涵盖的一些内容——是放弃它还是有点起码坚持的问题，如此而已。 所以说这种讨论只会潜隐，而不会结束。人类大概终生都不会摆脱这一类问题的纠缠，不会因为把它撂在一边就能够心安理得地活着。 不存在文学转型／人类中的某一种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