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的《五·一九长镜头》最初刊登在一九八五年的《人民文学》第七期上，一经发表就产生了极其广泛的轰动效应。正如当时的评论家所描述的：“近几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比较平淡，很少有震烁文坛之作出现。刘心武的《五·一九长镜头》在八五年七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之后，不胫而走，人们争相传阅，看情势，颇有点像当年《班主任》问世时那样热烈。”①按照其他当事人的描述，这种说法也并不为过②，但以今天流行的文学史眼光来重读这篇作品，既无法理解这种轰动效应是如何产生的，也无法理解何以说“近几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比较平淡”。今天我们形成的共识是：一九八五年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年份，其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了文学的转型，即确定“纯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的正宗地位。《五·一九长镜头》这篇产生“极其广泛轰动效应”的作品，无论是从作品的形式还是其背后隐藏的“文化政治”的视角都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次重大突破，因而从这样一篇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来重新反思一九八五年的文学转型，将有助于我们清理这转型背后的“历史盲点”，以及这个盲点背后的各种力量的生成与变迁。我们知道，在一九八五年城市改革的大背景下，刘心武的《五·一九长镜头》的视角是把城市改革当中的问题置入于“社会心理空间”当中③，进而展开他的“文化政治”的叙事策略。此时这个“社会心理空间”呈现出的一个大的图景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叙事和个人叙事、新的国家想象与个人谋划虽然在整体上对未来的想象有着一致性，但在具体的问题上则有着冲突、碰撞，这种冲突、碰撞的背后则是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博弈，而这种博弈也以各种样式参与到了一九八五年的文学成规的构建当中。在这种视角下对一九八五年文学转型的反思，也就要求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和抱有历史化的态度。在这里也不妨引用一下旷新年先生那句略显激愤但却清醒的话，作为我们的立场：我们也必须牢记“杰姆逊曾经提醒我们的：‘永远历史化。’一方面，在历史中产生的东西，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理解，另一方面，历史的东西也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够摧毁”④。 一、展开在一九八五年的球迷事件 刘心武所改写的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的“球迷闹事事件”，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颇有复杂的社会文本，这个文本在各种名义的叙述下被嵌入到了一九八五年的改革图景当中，例如今年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名义出版的名目繁多的各种图书中，一九八五年的“五·一九事件”几乎成为理解那个年代最为重要的关键词。在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一书中，“五·一九事件”和“下海经商热”也构成了一九八五年历史叙事最为重要的社会事件。按照历史的叙述，这一事件被给以如下的描述：“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发生的一起由球赛引起少数人扰乱社会治安的严重违法活动，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晚，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赛东区第二大组第一小组中国队对香港队的比赛，最后中国队以一比二败于香港队，失去出线资格。当两队队员退场时，少数观众向队员们乱扔汽水瓶和果皮等物，击伤一位香港队员。少数人随后还在场外故意破坏车辆，阻截外国人的汽车，损坏公共设施，并打伤一些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公安部门及时拘留了肇事者，迅速平息了这场风波，北京市和国家体委领导迅即向香港队道歉。这是建国后在北京举行的体育比赛中所发生的一次最为严重的违法事件。”⑤而在刘心武的以这个事件为蓝本的《五·一九长镜头》中，却避开了这种视角，小说所直接呈现出来的最为引人眼球的则是“公众的怒火”，这些“肇事者”从历史的设定中跳脱出来，以活生生的个人现身。“多数球迷怒气冲冲地任凭雨丝浇淋，更有那激动中脱成光膀子的球迷，在雨中狂舞胳膊红了眼。最后十五分钟国家队没了章法，回天无术，以一比二败北。终场时，所有观众霍地站了起来，有如壁立的凝固的怒涛。”随后这股怒火真正地在体育场外爆发了，“工人体育馆门外沿街的几十个垃圾箱几乎统统被推倒，一座交通岗亭的挡风玻璃被砸，停在体育场外等疏散观众的十多辆公共汽车的窗玻璃被砸，除了处于‘圆心’的体育场窗玻璃被砸外，冲击波的半径至少达一公里以外的二环东四十条地铁站，那里的窗玻璃也惨遭砸击。”⑥有两点需要注意的是：刘心武在这里将“长镜头”朝向了这些愤怒的公众，并迂回地赋予这种行为以正当性和合法性；另外一点是虽然他自己也将这篇作品看作是纪实文学，但他恰恰是通过虚构了一个叫作滑志明的人物来展开叙述的，这两点所达成的是对这一事件的改写和历史再叙述⑦。他自己对此的解释是：“这件事的情况及投射的问题我的分析是与一般表面的解释很不相同的。我提出了我的理解和思索。”⑧无论这种理解和思索是在怎样的“政治无意识”的背景下展开的，但我们看到这场历史叙事在各种话语的博弈中最终失败，恰恰展示了八十年代中期“社会心理空间”的复杂性，国家的现代化作为这一空间的内核，本身就带有复杂的变动，而文学话语的更新、转型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内核的变动。 《五·一九长镜头》有个背景事件需要交代一下，就是一九八二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上，中国队功亏一篑，败给了新西兰，使得国人非常失望。因而一九八五年的世界杯就被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因为这一年中国队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机运，最后一战，只要打平香港队就可以小组出线。但所有人都没料到的是，最后一战中国队竟然以一比二输给香港队，这一天也被一些球迷称为“国耻日”。通过描述，我们不难理解这种在足球赛事中所包含着的国家想象和政治无意识，而这也一直都是中国现代化叙事中的基本线索。事实上，当精英知识分子通过维新运动和革命变革在展开现代国家和民族的想象同时，民众的自发民族化行动，在西方列强侵略直接的刺激下也在展开，这种自发的民族化行动因为无需诉诸政治正当性，其所带有的排外性质也就非常显著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区分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⑩一九○一年由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学生组建的第一支足球队，所包含的动机就是“以图和‘洋大人’们一较高低”。章成均对此评论说：“与其说，在华夏古国上诞生第一批现代足球的运动队，是为了满足竞争心理和一种学习的渴望，毋宁说：这是为了维护民族的自尊，以及由此变态的一种‘排外’心理的宣泄。中国现代足球迈出的第一步，就糅合进了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11)也就是说在足球未纳入国家以铁路、舰队、新式陆军、工厂和制度为核心的现代化想象之前，和武术的擂台赛一样，是以一种民间的方式来展开共同体想象的。虽然足球在四十九年之前并未被纳入“政治动员”的语境中，但足球中所包含的这种国家和民族叙事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也从未断绝过。一九五九年的全运会，由中国、苏联、匈牙利三国对决的足球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比赛项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邓小平等领导人，全体到场，坐满八万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一片喧腾。”(12)一九八二年这种叙述被“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所清晰化，这个口号在新时期历史的转型中则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一九七八年以前，我国观众完全同世界杯足球赛、奥运会足球比赛隔绝。一九八二年，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人民第一次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第十二届世界杯赛整个比赛的盛况。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世界上竟还有如此争夺激烈、技艺精湛的足球大赛！他们开始惊叹，他们开始思索……”(13)从这里我们得到这样一条线索，足球作为承担民族共同体想象的一个媒介，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而一九八五年的世界杯预选赛所呈现出的关于新的国家想象，已经脱离了原有的民族对抗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