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8-6749.2010.03.006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749(2010)03-0022-06 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关于赵树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读者与专家之间、专家与专家之间的分歧十分尖锐。探讨个中原由、客观而理性地评价赵树理之功过是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赵树理现象”并非个例，从中可为如何正确评价郭沫若、茅盾以及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提供借鉴。 一、对赵树理之文学史地位的不同评价 为了检阅和展示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促进经典作品的传播，了解、满足文学爱好者的阅读需求，2005年春天，以“世界文学文库”树立了良好品牌形象的北京燕山出版社，在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权威机构的支持下，由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白烨、倪培耕等人发起了“世纪文学60家”评选活动。综合专家推荐意见及20世纪华文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确定了100位作家及其代表作作为候选名单。一方面，由杨义、王富仁、陈思和、谢冕等25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通过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予以评分。另一方面，为充分吸纳广大读者对20世纪华文作家及作品的相关看法和阅读意向，国内最具人气的“新浪网·读书频道”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华文‘世纪文学60家’全民网络大评选”活动，数万名读者踊跃介入了这一评选活动。为了使“世纪文学60家”的评选与编选能较为客观地反映专家和读者两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主办方综合以上两个评选结果，以各占50%的权重，最终确定了“世纪文学60家”。在这次评选中，赵树理在专家组中得85分，并列第16名（在前面的有6位100分，9位94分，并列85分的还有4位），在专家心目中属上、中、下三等中的上等；在网民评选中，赵树理得55分，排第46名，属上、中、下三等中的下等。可见，关于赵树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专家与读者的观点分歧较大。不仅如此，即使在学术界，关于赵树理之文学史地位，看法亦是大相径庭。挺赵派认为赵树理“成功地塑造了中国翻身农民的形象，这是他在农村题材上的一大贡献”[1]518，在小说艺术上，赵树理“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1]519，其“作品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2]480。贬赵派则“对赵树理的书感到失望。有人说，他的书如果翻译成外文，就会使他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大文学家。我不同意这一点。……他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3]认为“赵树理的早期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口语（出声念时可以使故事动听些）算上，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来。事实上最先引起周扬夸赞赵树理的两篇，《小二黑结婚》及《李有才板话》，虽然大家一窝蜂叫好，实在糟不堪言。赵树理的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而他所谓新主题也不过是老生常谈的反封建跟歌颂共党仁爱的杂拌而已。”[4]赵树理过分迁就农民的审美习惯和审美需要，满足于“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个低层次，只有普及的意义，而无提高的价值，所谓“赵树理方向”是政治方向而非文学方向[5]；应该改写赵树理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因为赵树理的创作“正是首先实践了《讲话》精神的结果（因而也才有‘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口号）。再加上当时文艺界一些权威人士的高度赞扬，他的‘问题小说论’，便顺理成章地被看作是对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基本方向的典范性理解，成为五十年代带有支配性质的创作理论，影响颇为深广。可以说，十七年文学中先后出现的‘赶任务’、‘干预生活’、‘写中心’等口号，其背后都有赵树理或隐或现的影子”[6]。一言以蔽之，赵树理的小说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 二、评价赵树理之文学史地位的两重视野 关于赵树理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读者与专家之间、专家与专家之间之所以会如此尖锐对立，笔者以为，这完全是因为视野不同而造成的。 （一）从文学创作模式的转型看：赵树理堪称旗手 从文学创作模式的转型看，赵树理堪称旗手，即便与鲁迅并肩，亦不为过。在学术界，无论是挺赵派还是贬赵派，不管愿意与否，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有过一个灿烂的“赵树理时代”。所不同的只是，挺赵派认为“追求文学创作的平民化原则，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代作家最为迫切的人文理想。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于现代文学‘平民化’与‘大众化’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上，根本没有实际的作品成果作为支撑；只是到了40年代以后，人们才越来越意识到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完整性，缺少平民作家的客观存在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赵树理现象’的出现与影响，既是解放区文学的一道亮丽景观，同时也体现着新文学发展史的历史必然性[7]”。贬赵派则认为“赵树理方向”的命名主要是解放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而非中国文学自身演变的内在结果。不作情绪化的偏激武断，以理性的光辉照亮思想之境，应该说，挺赵派的观点无疑是较为客观而公允的。鲁迅先生何以弃医从文？他自己的解释是：“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8]。由是可见，鲁迅先生是以文学为载体来实现其对民众启蒙之宏愿的。应该说，鲁迅先生的这种创作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是颇有代表性的。正是基于启蒙的需要，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遗憾的是，在彻底否定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对外国文学生吞活剥背景下破土而出的新文学从一开始诞生便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与广大中国百姓的审美情趣、欣赏习惯相去甚远，致使新文学只是停留在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精英文学、贵族文学，与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众则几乎是格格不入的：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满怀激情地将《阿Q正传》等新文学作品介绍给父亲等农民，却出乎意料地遭到了冷遇，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9]。毋庸置疑，师从西方文学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着民族化、大众化的严峻使命。事实上，文学先辈们也一直致力于新文学的破茧化蝶、凤凰涅槃，期冀全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的新文学能在民间开花结果。可以说，“五四”时期对“平民文学”的倡导、“左联”掀起的3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都是旨在“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2]199。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文学前辈们筚路蓝缕，但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直至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才真正为文学创作从“西化”向“民族化”、从“贵族化”向“平民化”的根本性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2]475。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肩负时代之庄严使命。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百世流芳，“赵树理方向”是既有合法性，亦有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