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家”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不是二人世界，而是“家族”的概念，是《四世同堂》那样的几辈人，是大宅院、老公馆，哪怕破落了，也是《金锁记》中上有老下有小的几房人挤在一处。而“街头”作为交际、娱乐、消费，甚至政治活动的场所，似乎只有到了近代才越来越与人们的生活密切起来，以前这些功能在文学世界中经常是被压缩在大家庭的后花园中，“街头”不仅扩大了“家”的空间，而且常常成为“家”的颠覆者，从“家”到“街头”这两个空间的转换是巴金经常表现的内容，也显示了近代中国人现代性追求的一种轨迹。 一 “内”“外”有别 《家》的开篇便是从“街头”走回“家”的场景：觉民、觉慧兄弟在雪夜中热烈地讨论着刚在学堂中排演的话剧《宝岛》。他们的“家”也是那种老公馆，对于老公馆，作者忍不住从小说情节中跳出来多做了一番评述： 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门开着，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里面是一个黑洞，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望不见。每个公馆都经过了相当长的年代，或是更换了几个姓。每一个公馆都有它自己的秘密。大门上的黑漆脱落了，又涂上新的，虽然经过了这些改变，可是它们的秘密依旧不让外面的人知道。② “家”对于风雪夜归人而言，本应是“温暖、明亮的”，可此时带给觉慧兄弟的却是阴冷、莫测的印象：“黑漆大门”似乎要阻挡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让人不由自主地联系到《红楼梦》中关于贾府石狮子的话③。“黑洞”、“秘密”，以“家”的隐秘性暗示背后存在的不义。于是，本来应当温暖的家却感受不到温暖，本来寒冷的街头却不觉寒冷④。在作者心中，那扇黑漆大门将“家”与“街头”明确分割成两个世界。 “家”在巴金笔下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是花花草草、兄弟姊妹的个人记忆，也是他认为的封建专制的黑暗王国。“家”与“街头”是两个相对应的意象，它们分别指向两个不同的空间：“家”是有限制的私人领域，“街头”是具有开放性的公共活动空间。《尔雅》言：“牖户之间谓之扆，其内谓之家。”⑤一门之内谓之家，“家”是“内”，“街”是“外”，《说文》释“街”为“四通道也”⑥，这是开放之象。尽管“家”与“街”从空间上仅一门之隔，但却内外有别。在“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⑦的时代中，“名位不同，礼亦异数”⑧，空间绝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地理的概念，对于空间的规范是对社会秩序规范的重要内容。空间的大小、位置分布，乃至空间的使用等在等级社会中都有具体的礼制规范。仅以“内”“外”而言便有很多礼法：“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⑨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通过对活动空间的管制所形成的内外之别更多的是对居于男性附属地位的女性自由的限制和控制⑩。在古代中国，大户人家的女性只有去寺庙烧香、回娘家探亲和一些节日等有限机会才能正当地走出家门。即便是合法地走上街头，正统者认为也处处潜藏着“危险”。如《水浒》中，林冲的妻子正是去庙上才遇到高衙内，引来大祸；《红楼梦》中英莲是在元宵节看灯走失的。所以，倡女权的何震在20世纪初曾毫不客气地痛斥这种对女性的“幽闭”：“故所立政教，首重男女之防，以为男女有别，乃天地之大经，使之深居闺闼，足不逾阈。……因自若其妻之故，而幽闭其妻，与解放妇人之旨，大相背驰。”(11) 不仅家庭中的女性成员，甚至连一些男性成员的活动自由也会受到某些礼法的限制。《红楼梦》中不仅为圈养少女们建造了一座大观园，就是这个家族未来的主人贾宝玉的活动也受到限制。空间的限制也强调了士宦人家与平民百姓的分别，这种分别无形中也在暗示：杂有乡野之民活动的街头是不安全、（道德上）不洁净的地域。这种担忧直到民国以后还存在，出生于1915年的杨宪益曾回忆：“我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也没上过小学。我是独子，我娘总怕我被人绑架，或是撞上什么别的意外，直到我十二岁之前，一直不许我出去上学。我只有呆在家里，跟着家庭教师学习。”(12)这些子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与外部世界十分隔绝，长此以往，一些家庭成员只有吃喝玩乐的能力，而毫无劳动谋生的本领；而卖身于主子的“下人”，更是缺乏自主活动空间。 被“家”豢养的不可能是独立的人，而是一批奴隶——至少是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心灵自由。陈独秀曾说：“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在《家》中，高老太爷听说觉慧在外面参加学生运动，怕“胡闹”“把你这条小命闹掉了”(13)，一句话就把他关在家里。用家长的权威把青年人限制在家中，使之与“街头”隔离，从而也维持了家固有不变的秩序，冰心小说《斯人独憔悴》中的“父亲”采取的也是这个办法，但在“五四”之后这个以往屡屡见效的办法却遇到了挑战。正如《家》中所写：“人底身子可以被囚禁，人底心却不可以。”(14)“家”中“平庸”的日常生活不适合已经“动”起来的青年人，“这［种］生活，真和在坟墓中差不多！［就跟关在监牢里当囚犯一祥！］”“寂寞呵！这家庭好像是一个沙漠，又像是一个狭的笼。我要的是活动，我要的是生命。”自由受到限制后，觉慧最大的感受是：“这种生活我不能够再过下去了。我觉得在家里到处都是压迫，对于一切我都得反抗。［我应该反抗到底。］”(15)觉慧的反抗办法是自己解放了自己，“‘我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看他们把我怎样！’他说着，就向外面走。”(16) 从“家”冲到“街头”，尽管脚步时快时慢，但人类对于自由渴望和实现自由的努力却始终如一、永不放弃。巴金这一代作家经历和见证了一个变革的时代，五四时代的激情不可避免地洋溢在他们的文字中。今天重读这些作品，既能梳理出他们的个人记忆，还能感受到文字中的时代气息，这些文字也相应成为我们解读那个时代思想和情感的凭证。在获得历史情境的感性认识之外，作者的叙述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构成方式。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是家族的权威遭到挑战并开始解体的时代，“家庭”问题在五四时代已成为全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它与封建专制问题、妇女问题、婚姻爱情问题联系在一起，牵系着每个人，又连接着由古老走向新生的中国。从“家”走向“街头”，不仅是巴金一系列小说所表现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从“家”走向“街头”，也是人们生活活动空间和生活方式转变的一个缩影。有学者指出：“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早期清末民初的数十年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由传统向近代转折性的变化。其总体趋势是，因商业化、城市化等多种因素导致社会生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开始萌生市场化、社会化、大众化的‘公共生活领域’，并由渐变到剧变，由局部变化到全面变化。”(17)由“家”到“街头”，这种空间的成功转换得益于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对于生命自由的追求。个人的觉醒在五四时代能够达成，一方面是生命的内在要求，是西风东渐的熏染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生产方式转变的需要，近代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独立工人，现代社会职业也需要大批独立的知识分子，这对于原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体都是一个极大的破坏和冲击，“家”之解体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