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在这里的沈从文佚文废邮十四篇，是我和裴春芳、陈越两位同学近两年来陆续发现的。其中《废邮存底·致丁玲》、《废邮存底·辛·第廿九号》、《敌与我》、《新废邮存底·关于〈长河〉问题，答复一个生长于吕家坪的军官（残）》、《致莫千（残）》、《给一个出国的朋友》、《我们用什么来迎接胜利》、《诗人节题词》八篇由我辑录，《读书随笔》、《梦和呓》、《文字》三篇由裴春芳辑录，《旱的来临》、《新书业和作家》、《纪念诗人节》三篇则由陈越辑录。这些长长短短的佚文废邮诚然零碎不成系统，不能与重要的创作相比，但其中一些篇什也包含着相当重要的信息，或许为沈从文研究者所乐见，所以我又对辑录稿通校一过，并酌加注释，集中刊布于此。坦率地说，由于个人闻见有限，有些篇什或已被人发现在先也未可知，倘如是，则理当以先发者为准，我们的后发自然作废。关于一些文本的考辨以及其他相关情况的介绍，说来颇为繁琐，不便夹杂于校注之中，所以在这里归总交代一下。 友谊与爱情的遗迹——沈从文致丁玲的信和给张兆和的情书 前面的《废邮存底·致丁玲》、《废邮存底·辛·第廿九号》、《旱的来临》三篇，都是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写作的，均刊载于杭州发行的《西湖文苑》杂志上。 刊载于《西湖文苑》第1卷第3期上的那封《废邮存底》，目录页署名“甲辰编”、正文里又署名“甲辰”，而“甲辰”乃是沈从文的笔名之一，并且这封《废邮存底》末尾的附识——“这是我一九三○年在武昌时写给最近失踪的丁玲女士若干信中的一封信从文识”——已完全点明了写信者和收信者的真实身份；复查沈从文1930年9月16日至12月下旬在武汉大学任教，则此函当写于这一时期。为示区别以便于研究者援引，我在整理时酌改为《废邮存底·致丁玲》。刊载于《西湖文苑》第2卷第6期上的诗作《旱的来临》，不论在目录页还是正文里，作者都署名“岳焕”，而沈从文原名“沈岳焕”，“岳焕”也是他的笔名之一。按，《西湖文苑》虽然是个地方性的小刊物，却是一个相当严肃的纯文学刊物，在那上面假冒沈从文之名与笔名发表作品，是不大可能的。然而惟其是个地方性的小刊物，研究者一向不大注意，而沈从文当年身在异地并且辗转不定，这个刊物他未必期期都能收到，纵然收到，也由于战乱迁徙而未必能够一一保留下来，这或者就是这些文字长期散佚在集外的原因吧。 收录在《沈从文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的诗，多为情歌、拟情歌和情诗，像《旱的来临》这样咏叹乡村旱灾、农民艰辛的诗篇，是颇为少见的。《废邮存底·致丁玲》则尤为珍贵。近年来，沈从文与丁玲的关系已成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涌现出了《沈从文与丁玲》（李辉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专题研究著作，该书并附录了相关的讨论文章和参考文献，但这封《废邮存底·致丁玲》却未见涉及。研究者们利用较多的还是沈从文的《记丁玲》及其续篇等，在这些著作中沈从文也摘引了他与丁玲之间的多封往来信函，可惜大都不完整。比较而言，这封《废邮存底·致丁玲》可能是现存最长也最为完整的沈从文致丁玲书信，从中可以推知，丁玲曾经写信与沈从文讨论妇女问题，所以沈从文便复函给她，非常坦率地陈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看得出来，两位好朋友在妇女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但分歧显然无碍于他们之间的友谊。而时当丁玲遭难之际，沈从文特地发表这封致丁玲的旧函，并加附识点出丁玲的“失踪”，这无疑有声援友人、问难当局之意。所以，不论对研究沈、丁的关系还是探讨沈从文的妇女观，这封《废邮存底·致丁玲》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献。 颇为有趣也颇难辨识的，是发表在《西湖文苑》第1卷第4期上的那封《废邮存底》。 在该期目录页和正文里，这封《废邮存底》都署名“甲辰编”，信前并有编者“甲辰”的一段题识云：“辛·第廿九号·从一个海边寄到另一个海边。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寄给一个十九岁的男子。她不是基督徒，却信仰了一次上帝”，末尾有写信时间“二十年、十一月”。为示区别并便于研究者引用，我在整理时改题为《废邮存底·辛·第廿九号》。这显然是一封情书，写得颇有情趣，可究竟是谁写给谁的呢？不待说，“甲辰”自然是沈从文，但既作 “甲辰编”，则他或许只是这封信的编发者也未可知，何况“甲辰”又特别加上那么一段题识，径直告诉读者该信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寄给一个十九岁的男子”的呢！但问题是，不论那个“三十岁的女人”抑或那个“十九岁的男子”，都无名无姓，难以稽查。当然，在当年（20世纪30年代初期）沈从文的交往圈子里，也颇有几个年近“三十”而仍然热情敢爱的知识女性，可要说她们竟然会爱上一个年仅“十九岁”的男子，那也似乎太超前了些，几近于不可能。即使在沈从文的朋友圈里确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和这样的信，可随之而来的问题却也更加难解——事关年龄如此悬殊的一对男女私情（几近于今日所谓“姐弟恋”）的情书，又怎么会落到沈从文的手里、并且任他拿来公开发表呢？倘说是沈从文无意中得睹一位30岁的女性的情书，也很难设想她或她的年轻情人会同意沈从文把如此“出格”的情书拿去发表呀！然则，难不成沈从文是偷窥、偷抄出来抑或是胁迫别人同意他拿来发表的吗？虽然在绯闻满天飞以至人们已经不以绯闻为非反以为荣的今日，情书的公开被“晒”已是稀松平常之事，但我们恐怕很难设想为人正直善良的沈从文在当年会如此不负责任地行事吧！ 既然按照“甲辰”即沈从文的“题识”之提示去看，这封私密的情书的被发表反倒成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我们也就只好返回到“甲辰”即沈从文自己那里——或许他才是这封情书的真正“编写者”，而他所谓“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寄给一个十九岁的男子”的说法，也可能是小说家惯用的有意诱导读者的障眼法，旨在掩饰一个暂时不愿被人知晓的真实：这封信实际上是“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寄给一个十九岁的女子”的情书，而那“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和那“一个十九岁的女子”，则很可能就是当时正在恋爱中的沈从文和张兆和。 这当然只是我的一个“大胆的假设”，但窃以为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按，沈从文自1929年9月起在吴淞的中国公学任教，也就在这年冬天他爱上了该校外文系二年级学生张兆和。次年2月新学期开学，沈从文也开始了对张兆和的辛苦追求，中间颇多曲折而锲而不舍，至1931年前半年渐有转机——张兆和不再拒绝他的爱情了。欣喜若狂的沈从文在1931年6月某日写信给张兆和，随后并将这封信以《废邮存底（一）》的题目，发表在该年6月底出版的《文艺月刊》第2卷第5-6号合刊上，现改题为《由达园给张兆和》，收入《全集》第11卷——据说这是沈从文“写给张兆和数百封情书中唯一公开发表的一件”，①可见其珍贵。从此之后，二人的感情发展就比较顺利了。1931年8月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教，其九妹岳萌也跟随他到青岛读书，而张兆和则仍在吴淞的中国公学学习，到次年7月张兆和毕业，沈从文则乘暑假之机到苏州张家看望她。……这封编号为“辛·第廿九号”的《废邮存底》，很可能就是沈从文在1931年11月的某一天写给张兆和的一封情书。按照中国过去的习惯算法，1931年的沈从文恰值三十而立之年，而张兆和也正当19、20岁的花季，并且他们也恰好各在一个海边——沈从文在青岛而张兆和在吴淞，这正与“甲辰”即沈从文在这封《废邮存底》前面的题识里所提示的情况——“从一个海边寄到另一个海边”——的情况相合。至于题识里所谓“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寄给一个十九岁的男子。她不是基督徒，却信仰了一次上帝”的说法，虽以无名无姓并且性别颠倒的障眼法掩饰了当事人的真实身份，却也真实地表达了三十而立的沈从文对年轻的张兆和的深情和隐忧。那深情与隐忧正可与半年前的《由达园给张兆和》相校读。由于来自湘西那样一个颇有些神秘的地方再加上受“五四”以来流行的爱情神圣观念之感染，沈从文很喜欢把男女爱欲作泛神论的理解。即如他在前一封信中就对张兆和说“我赞美你，上帝！”并谦卑地自称为她的“奴隶”，在这封信里又以一个爱情迟到的盛年女性自喻，情不自禁地向对方倾诉自己的崇拜与感激之情，一如题识所言“不是基督徒，却信仰了一次上帝”。然而由于二人的年龄差距不小，沈从文也不免有些担忧和忧郁，所以他在上封信里乃以诗人自喻，以为“‘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而在这封信里，作为沈从文化身的那位年长的女性也同样对其年轻的爱人感叹道：“我知道我老了，若是我聪明一点，就是我在这时能有一种决然的打算。我死了比我活下还好。我可并不想死。我将尽这件事成为一个传奇，一个悲剧，把我这种荒唐的热情，作为对这个新旧不接榫的时代，集揉凑成的文明，投给一种极深的讽刺。”……不难理解，好不容易得来的爱情，既让年纪不小的沈从文倍感幸福，但两人在年龄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差距，也让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沈从文同时不无自卑和忧郁，如此矛盾的情结在两封《废邮存底》中是完全一致的，甚至连表达爱情的比喻——如把心爱的人比作“上帝”和“月亮”——也如出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