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19年5月，时在芜湖《皖江报》任职的张恨水(1895-1967)虽未能亲身参与“五四”，但对新文化运动心向往之。仅数月之隔，时年24岁的张恨水便辞职北上，只身来到北京，造访而后栖居于这“首善之区”、文化古都以及五四运动的诞生地。我们不妨重温张恨水初到北京的震惊体验：走出北京火车站，闯入眼际并给他打下启蒙或启悟印象的是前门高耸的箭楼。一刹那间，这位浸润于才子佳人作品也阅读过新派文字的安徽“外省青年”，情不自禁为古都庄严雄伟、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与文化遗迹所震撼。②相形之下，自称“来自六千里以外小小山城里的乡巴佬” 的沈从文，初来乍到北京，流连忘返于“中国古代文化集中之地”的琉璃厂以及文化博物馆一般“分门别类的、包罗万象的古董店”，除此之外，这位湘西“外省青年”也被另一类事物所打动：“初初到这个大都市来，上街见到最多的就是骆驼，所得印象是充满风沙阅历而目光饱含忧戚，在道上却一步一步走得极稳”。③从20年代北京的独特一景——忧戚但也稳健的骆驼身上，沈从文观察、发现并解读着古都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底蕴。……在沈从文与张恨水等人的文学表述中，都市感受、历史意识、震惊体验既可以浮现在纪念碑式的文物古迹、帝都遗迹，也可以滋生于俯拾即是默默无语的日常物象。 在描摹20、30年代风云激荡、新旧杂陈的北京时，张恨水的代表作品包括章回体罗曼史《春明外史》(1924-1929)、《金粉世家》(1926-1932)与《啼笑因缘》(1929-1930)。这几部小说的情节安排、叙事策略、人物形象、空间场景，皆突现出张恨水本人混杂的观感与矛盾的姿态：在经受五四运动“人的文学”之洗礼以后，张恨水在北京现代文学的版图上既是旁观者，也是介入者，既是同路人，也是陌路人。他借《写作生涯回忆》曾自我忏悔，在五四时期的青年时代，他本人的双重人格表现在他既是一个受惠于五四新文化、剪掉辫子的“革命青年”，又是一个难脱“名士派”、“头巾气”的“才子崇拜者”。④实际上张恨水在此一时期渲染自己的北京想象时，作者的“两重人格”也显影于他笔下的一系列矛盾的人物形象上：他们是不完全的“新青年”，也是不彻底的“旧才子”／“老灵魂”。⑤他行销甚畅的章回体北京叙事在刻意经营现代北京的外史、稗史、野史、罗曼史之际，勾画出一系列徘徊在传统与现代、旧学与新知之间，具有双重人格、轻度精神分裂的“后五四”青年形象，如杨杏园、金燕西、樊家树等。值得申辩的是，五四本身并非铁板一块的同质话语，它牵涉到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等不同层面，而且新文化阵营本身的复杂性、歧异性与多元并存的状态，也应值得深细考辨。⑥另一方面，旧文学、通俗小说、市民文学等文学类型，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回旋”或“内爆”的踪迹。⑦具体到张恨水20、30年代的北京罗曼史，五四运动的核心命题之一“人的文学”，便迂回曲折地浮现在张恨水章回体“社会言情”小说中的个体形象、人物画廊、以及自由恋爱甚至多角恋爱等情节安排上：譬如杨杏园与梨云、李冬青，金燕西与冷清秋、白秀珠，樊家树与沈凤喜、关秀姑、何丽娜等缠绵悱恻的故事。虽然屡被新文学作家和批评家所诟病，张恨水在“新旧参合”的叙事安排中，还是引人注目地将“人”的问题以及作为新的主体／个体的“人之解放”的可能、尝试及其困境，转述到他一时“洛阳纸贵”的北京罗曼史当中，并有力凸显了五四新文学、新思潮与现代通俗文学、畅销小说之间的张力关系以及互动的格局。 一 好奇，幽闭，鬼屋啼笑：《春明外史》 是否因为过渡时代变动太剧烈，虚构的小说跟不上事实，大众对周围发生的事感到好奇？ ——张爱玲⑧ 好奇不仅仅是走马观花时的消闲娱乐，更是城市生存的一种模式。 ——芭芭拉·本尼迪克特(Barbara M.Benedict)⑨ “好奇”不仅仅是无足轻重、即兴而来的小娱小乐。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处于变动剧烈的过渡时代，纷繁复杂的事实本身甚至比虚构的煽情悲喜剧还要精彩，而“好奇”正可以成为在新旧杂陈的城市环境中发现并整理都市观感、错乱印象与时空记忆的生存模式。就此意义而言，对于新闻、报纸、时事报道的“好奇”，正是捕捉时代问题的心理驱动力，诉诸文字则成为记载时代问题的有效形式。张恨水的《春明外史》正是以好奇姿态与新闻报道的风格，搜集京城的趣闻轶事与现代风情。于此同时，作者本人的才子佳人阅读经验，又驱使他开辟出主人公离群索居的“幽闭”式古典空间，编织缠绵悱恻的罗曼史叙事。 应成舍我之邀，张恨水为《世界晚报》的副刊“夜光”撰写了《春明外史》，从1924年4月12日起一直连载到1929年1月24日止。⑩小说的主人公杨杏园是皖中世家子弟，初到北京客居皖中会馆，他羁留之所的前任住户是科举考试三次落第的文官，“发疯病死于此，以后谁住这屋子，谁就倒霉”。(11)不信邪的“羁旅下士”杨杏园停留此地（后来移居一处假四合院子），白天是穿梭于北京大街小巷、“与时俱进”的现代记者，晚上则是幽居租赁而来的小四合院、“伤地闷透”(sentimental)的古典诗人，一生“无日不徘徊于避世入世之路”。(12)自封为“落伍青年”的杨杏园起初痴情于青楼雏妓梨云，但梨云因小肠炎而死；尔后他与才女李冬青（新式女学生与多愁多病旧式女子的合体）情投意合，(13)但李冬青身有隐疾，好事难成；最终杨杏园因肺病吐血身亡，魂断北京。造成杨杏园之死的肺痨，可谓一种现代疾病，罹病患者因过度疲乏、不堪生活／时代的重负而终至撒手人寰；而才女李冬青身有隐疾，正象征中国的古典传统在现代社会，无可奉告也无法言传的症候和隐痛。 笔者愿意用鬼屋啼笑的意象来解读张恨水的第一部章回体北京罗曼史。李欧梵在研究鲁迅的作品时，曾引用鲁迅本人描述现代中国精神状况的意象“铁屋”，而新文学写作与新文化运动不啻“铁屋中的呐喊”。(14)相形之下，与新文化运动若即若离的张恨水在他寓居北京的成名作《春明外史》中，提供的是鬼屋啼笑的主体位置与叙事策略。“鬼屋”中的幢幢鬼影，有因科举考试失败而疯狂至死的考生，有红颜薄命的青楼女子，也有在现代记者与古典诗人身份之间游移挣扎终致梦断北京的老灵魂／旧才子／新青年。“啼”，延续着“旧”小说才子佳人的眼泪，在五四前后联系着鸳鸯蝴蝶派踵事增华的叙事模式，是卿卿我我、涕泪飘零的言情传统，在《春明外史》，中，张恨水不断提及《红楼梦》与《花月痕》等前朝作品；(15)而“笑”，则是愤世嫉俗、心中块垒难平的讽刺与批判社会现状的“写实主义”传统，张恨水亦坦陈他如何受惠并改良《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小说。于是这鬼屋啼笑的叙事姿态，借助着与时俱进、却也与时代保持距离的“外史”文类，铺陈了张恨水所理解的1920年代北京城的社会史与心灵史。此处，“外史”一词意义丰富。所谓“外史”，就是不同于“正史”，或者是在“正史”阙如的情况下，书写的北京史。“外”，既是在“主流”、“正统”、“官方说法”之外，也是在新文学写作之外。所以张恨水谦称自己的《春明外史》是局外人的观察，是外行的说法。然而，此“外史”在“例外”之外，也不乏“例内”的含义，即，尝试书写原汁原味的北京形象，并提供内行说法。张恨水曾经与一些“老北京”如马芷庠、齐如山等通力合作，为出版社编撰北平指南、导游手册，就此意义而言，他也是“北京通”，是以资深作者（家）、权威人士的身份提供“真”北京的内行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