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两国邦交恢复后，1977年我作为第一批国费留学生到中国来，那时我在复旦大学留学，我的朋友平田昌司在南大，我1981年2月到南大来过一次，过了三十年，今天我又一次来到南大，感到非常高兴。南京这三十年的变化非常非常大，我所记忆的建筑物都没有了，还在的就是中央路的梧桐树而已，梧桐树三十年前已经很漂亮，现在更庞大了。这三十年我很不好意思，我进步的很慢，进步很小很小。今天我在这里，用很少的对现代中国文学的了解，作一个报告，希望各位能够指教。 今天我想做的报告就是鲁迅与芥川龙之介的影响关系。我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研究，比如中国古典《诗经》与古代希腊文学的比较，两者根本没有联系，可是文学的结构有时候有一样的地方。第二种是由于读书经验的影响关系，比如说由于村上春树在中国流行了一段时间，所以在中国出现了村上之子，村上春树的作品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就有一批模仿他的作家。还有如卫慧、安妮宝贝、郭敬明、田原等作家的作品被翻译到日本，日本青年人很爱读这一批中国“村上之子”的书，可能过十年、二十年，日本会有“中国村上之子”之子，这样反复地通过翻译、通过出版来出现作家。第三种是由于留学、亡命的外地经验。比如说鲁迅先生从1902年到1909年在日本留学，他的留学经验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比如说《藤野先生》等重要作品，就是根据他的日本留学经验来写的。反过来，芥川龙之介也来过中国，在中国作三个月的旅行，中国旅行经验对芥川的影响也蛮大，比如说他的晚期的代表作《湖南之扇》，就是根据他在湖南长沙的时候的经验来写的。所以我说日本、中国、韩国、欧美这两百年的世界文学，差不多所有的世界文学都有这第二种或第三种，或第二、第三两种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单独地写作自己的文学，没有受过其他国家、其他地域的文学影响，这样的作家一般不会有。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研究就意味着比较文学研究。今天我所讨论的鲁迅和芥川龙之介就是这样的作家。 现在我讲讲日本大正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大正时代和中华民国都是1912年开始的，可是大正时代短一点，对于日本来说，大正时代就是新的文学：城市文学、大众化的文学、国际化的文学出现的时代。对中华民国来说，“五四”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础。关于“五四”文学，各位都是专家，我就不讲了。在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里写过一点，如有兴趣的话可参考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日两国影响蛮大，非但是文学，而且社会、经济、政治都影响很大，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不讲了。 芥川(1892-1927)的中国旅行，第一是对于同时代中国的兴趣，他从东京大学音乐系毕业之后，当了日本海军机关学校的音乐教授，工作几年之后，当了日本《每日新闻》的专属作家（日本有四大报社，《读卖新闻》每天印一千万份报纸，《朝日新闻》八百万、《每日新闻》四百万、《日本经济新闻》三百万），《每日新闻》在1920年代已经是非常大的报社，它特别请芥川当专属作家，派年青的刚刚出名的作家来到中国三个月（芥川那时候只有二十几岁），让他写旅行记。《每日新闻》1921年3月31日刊载芥川《支那印象记》的预告：中国是世界的谜，旧的中国跟新的中国一起共处。芥川先生又是现代文坛的第一人以及新兴文艺的代表作家，又是著名的中国趣味爱好者，所以我们可以很期待芥川先生的报告。我提到的芥川的书名《支那印象记》，“支那”这个名称原来是中国的很美丽的说法，所以鲁迅先生上个世纪初到日本留学的时候，他说：“我不是清国人，我是支刀队。”因为鲁迅先生参加革命，他反对清朝。可是以后，特别是1937年日中战争开始后，“支那”这个名词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不好的说法了，所以现在一般不说支那，说中国。但芥川1921年到中国来的时候，“支那”还没有什么歧视中国人的意思。芥川1921年3月19日从东京出发，经过九州，3月30日到上海，住三周医院，5月2日至5月14日到杭州、苏州、镇江、扬州、南京，然后到汉口、长沙（5月26日至6月6日），后来到北京（6月14日），然后经过天津（7月12日），重新回到日本（7月20日前后）。他在这一次旅行里见到好多“五四”时代的代表中国的文化人，比如胡适，他们年纪差不多，而且英语很好，两人见面时用英语来谈话。根据胡适日记这样说，芥川因为一篇以天皇的神子为主人公的作品《素盏呜尊》，被日本政府禁止发行，可是在北京没有这样的禁止发行的情况，所以芥川说：“很羡慕言论自由的北京。”胡适回答，那时候连禁止发行的法律制度也没有，而且北京的军阀政府缺乏行政能力。在上海见到的章炳麟说：“支那的赤化（即共产主义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的预言一半对、一半不对，从二十、三十年代来看是对的，但是六十、七十年代看，是不算对的。芥川在上海还见到李人杰（李汉俊），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所以他们用日语对话。李人杰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参加中共一大（就在李人杰家里）。芥川在他的信里说：“李人杰这个男人相当秀才。”他在他的旅行记里很详细地描述中共一大会场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