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我陆续失去了好几位长辈。去年是耿庸、彭燕郊、贾植芳和王元化四位叔叔，今年五月份，我们又送走了何满子叔叔。当我还沉浸在悲痛之时，不料，四个月后，又传来了绿原叔叔去世的噩耗。虽然，我知道绿原叔叔重病在身，对他的辞世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春节时我与老伴去看望他，觉得他虽然更加消瘦了，但精神尚好，也还能谈话。我们相信以他一贯的坚强和毅力，应该是能够挺过这一关的。但他却与我们永别了。 绿原叔叔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了。对于1955年以前的绿原叔叔，我已没有什么印象。我母亲常说，抗战时期在重庆，绿原是到我家来的流亡学生中身体最不好的，很瘦弱且营养不良，他一来，我母亲便尽可能地给他做好一点的饭菜吃。1980年我父亲从四川回到北京，他们夫妇去见久别的父亲时，父亲正被复发的心因性精神病所困扰，情绪急躁不安，且行为不正常。我看到他是那么诚恳地和父亲说话，宽慰着病人。后来了解到他这些年的遭遇，他的小女儿也曾因受刺激而得过精神疾病，我便进一步体会到了他作为过来人的体谅和理解。 这之后，我同他们一家开始了二十多年的交往，无数次地到他那温馨的小书房，并从绿原叔叔处得到更无法计量的帮助，所学到的东西令我在这之后的工作中受用非浅。 绿原叔叔对工作非常认真，一丝不苟。我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八十年代时，他正负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部。我父亲平反复出，他征得领导同意后，决定出版《胡风译文集》，并向父亲约稿。父亲那时精神已恢复正常，亲自编定了篇目，并给绿原叔叔写信征求他的意见，最后还写了代序《几点说明》。当时我还没有编校书稿的经验，只好将全部书稿交给他，等于将这些具体而琐碎的工作都交给了他。前两年我们将一些旧版书捐赠给了北京鲁迅博物馆，整理资料的人员曾问我，那初版的译本《棉花》边上的一些红字是谁的字迹？我看着熟悉的字迹，才忆起这是绿原叔叔为编校《胡风译文集》时所注的。可见他当时为此书做了多少工作！父亲去世后，我开始了独立编书的历程。在这时，我得到了绿原叔叔不少的指点和帮助。尤其是关于《胡风全集》的编辑。这是一项大工程。首先是要搜集并整理出手边能有的胡风全部著译，包括书信和日记等。其次是，究竟应该按照怎样的编辑理念来处理书稿。与绿原叔叔进行几次探讨后，这才确定了比较合适的编辑方针。虽然他没能列入顾问名单，但他实际上就是我们最好的顾问。由于父亲早期的文章中有不少英文词汇和英文人名，他要我向出版方湖北人民出版社建议：请一些外国文学的专家当特约编辑，以便在发稿和校对时把关。但出版社方面由于赶时间，没有请。结果，英文方面出了不少错。书出版收到样书后，绿原叔叔便仔细地校核了一下原文，给我列出很长的一份勘误表，供我在再版时参考。遗憾的是，《胡风全集》出版已过十年，至今尚未再版，也就未能改正这些错误。 我每次向绿原叔叔约稿，他总是二话不说，马上答应下来，并写出非常非常好的文章。一次是，为《我与胡风》的约稿。说实话，要这些长辈们将所受的苦难生活从头回忆并写出来，在我，觉得是很残酷的一件事，等于让他们再经受一番苦难。但不写出来，又不足以使世人了解这一冤案对这些优秀的全心全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所造成的损害。绿原叔叔应约写了《胡风和我》（顺便说一下，当时他认为“我与胡风”这一提法不妥，应该把“胡风”放在前面。可见他对胡风的尊敬）。这里，他虽然对所受的苦难并没有细说，但文字中隐含的悲情足以让人动容。由于根本没有成行却被理所当然地算成是“中美合作所特务”，致使他长期以来戴着“特务”的帽子，连同家人都受着“不言而喻”的痛苦，长达二十多年。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于胡风冤案这一悲剧的成因做出了清醒的、有理有据的探讨，是《我与胡风》一书中分量较为厚重的一篇。近年来，每当有人问到我关于胡风一案时，我往往都推荐他去读绿原的《胡风和我》。 后来，湖北人民出版社要出《三十万言》单行本了，又要我约请几位专家学者（包括绿原叔叔）对该书作一导读。他们都应约写出了。让我觉得抱歉的是，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出版社方面只取了绿原叔叔的这一篇《试叩命运之门》。绿原叔叔曾参与“三十万言”的撰稿全过程，是唯一健在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的长文写出了当时的时代背景，胡风的处境以及他们当时的活思想，对本书真正起到了导读的作用，再次成了研究胡风文艺思想和胡风一案者必读的一篇文章。 在编辑和整理父亲的遗作时，每当我遇到无法定夺的问题时，往往就去向绿原叔叔求教，他经过仔细考虑，很快就把问题给我解决了。但即使是对我这样的晚辈，他也很谦虚，总说最后还得要我自己来决定，不一定全按他的意见。 大家都知道他的诗写得好，我父亲评价他是七月派后期的代表诗人。不过，我觉得他的散文并不比诗差，至少是同样地好，我最喜欢的是他的一篇《我们的金婚纪念》。在那里面，将小儿女时懵懵懂懂的情窦初开，大难临头时夫妻的不离不弃，晚年时的相伴相依，一一娓娓道来，让人心头充满了温馨。人们常常说到我母亲对我父亲的爱、理解及支持，如果没有梅志，胡风决不能活到平反的那一天。在这里，我要说，像我母亲一样，罗惠阿姨和绝大多数“胡风分子”的妻子们，都值得我们大家尊敬。她们都是在丈夫有难时，在面临“组织”和家庭的选择时，毅然决然地本着对丈夫的理解、信任和爱，将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支撑了下来，使丈夫恢复自由时有一个温暖的家在等着他，在之后的生涯中仍能有所成就，并将失去的岁月加倍追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