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秋天，冯雪峰好容易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的“炼狱”中调回了北京，我是前一年夏天调回来的，彼此又可见面了，互访了，在一起聊天了。我有缘从1965年起，就跟他这个“天涯沦落人”相逢甚至相处了：一起去河南安阳参加“四清”，非平等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一起下干校“改造”，直到他1976年逝世。在这些接触中，虽然我们是两代人，他比我父亲还大了将近十岁，我是实实在在的晚辈，从年龄上说是如此，从学养、阅历上说更是如此，他走过的路比我走过的桥还多，他是历史上的大名人，我是刚迈出校门的无名小卒；但不知为什么，他很乐意与我在一起聊天——无所顾忌地聊，聊政治，聊文艺，聊上世纪他所经历的文艺斗争，聊他所知道的众多大人物，如毛泽东、瞿秋白、张闻天、博古、宋庆龄；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如郭沫若、茅盾、老舍、周扬、夏衍、胡风、丁玲等；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他特别崇敬的鲁迅；外国人如史沫特莱、斯诺也聊。政治问题聊得最多，因当时正是“四人帮”统治时期，后来追查的所谓“政治谣言”，我们聊得最多，我们简直成了这“谣言”的吸纳点和转播站。好在我只向社内可信赖的几个人如孙用、蒋路、刘辽逸、王仰晨等散布过，没被追查到。至于解放前的政治，共产党的政治，离不开斯大林所掌控的共产第三国际，他也跟我聊过。 他跟我聊这些问题时，是纯粹的聊天，不是听他专题讲演，也不是带任务的专访，所以多的是只言碎语，不成片段，不系统，不连贯，加之我们当时也只是乘兴聊天，我没当场做记录，在那个年代，也怕作记录，怕招致文字狱。只是到了1972年冬，因当时我与雪峰都在搞修订《鲁迅全集》的事，为工作计，开始简要地做些只供自己看的记录，而且不是当时记的，是当晚或隔日的追记。这记录的文字，为省时计，大都是用我自己半文不白的文字记录的，不能体现他当时谈话的语气，他的语言已翻译成了我的语言。而且太敏感的问题，也怕作记录，即使记了，也多用符号，如毛泽东成了M，瞿秋白成了维宁，周恩来成了×××…… 《新文学史料》的同志知道我有这不成记录的记录，多次催促我整理成文章发表。但我颇多顾虑：一是现在好多回忆文章，都在编造故事，为读者不齿。即使写的确是史实，不合自己口味者也说别人在编造。历史是过去的事，很难说得清，即使是太史公的《史记》，现代人也能从各个角度，挑出它的不少毛病，就是司马迁再世，也百口莫辩；其二，冯雪峰所谈的这些问题，极富敏感性，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他甚至为此付出了政治生命的代价。那些事，涉及到文艺界的宗派问题、党内路线斗争，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干预，鉴于这类文件还未解密，或未完全解密，现在还说不清，道不明。 历史是后人眼中的或一事实，后人难以还原全景式的、多维的既往存在。既然如此，冯雪峰作为当时参与那些事件的人，是重要的“人证”，而且此文所述及的，还有鲁迅文章的原稿影印件，算得上是重要物证。抛去为人的“世故”，还是将冯雪峰跟我聊的问题，整理了出来。 冯雪峰为鲁迅起草文稿，引起后人怀疑或指斥的，是1936年的几篇。其时，一是鲁迅重病，处在“两个口号”论争风口浪尖的他，欲说不能，二是鲁迅鉴于对敌人不可轻信的多年斗争经验，对当时“国防文学”派所阐述的抗日统一战争政策，不能苛同，甚至抵触，而对这一口号的国际背景更为他所不知。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有点茫然、忿激，甚而对一些中国共产党员的革命立场、人品道德产生了怀疑，厌恶。冯雪峰1936年去上海与鲁迅初次见面。鲁迅第一句话是：“你走了这几年，我被他们摆布得可以！”（“摆布”两字我当时听得不是太清楚，但他说明在《回忆鲁迅》中所说“这两年来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是有意抹去了棱角）。稍后，鲁迅又说，“共产党掌权了，第一个祭刀鬼就是我。”李霁野也有这方面的回忆，回忆主要谈雪峰的老实，忠厚，雪峰听了这话后的极度不安，很认真地摇头摆手说：“那弗会！那弗会！”（见李霁野《他活在善良人的心里》）1972年11月29日晚，雪峰又谈到，“鲁迅编辑出版《海上述林》，说是不仅是为了纪念死者，也是纪念自己。鲁迅认为瞿秋白是共产党的弃儿”。 冯雪峰了解到了鲁迅当时的这种处境和心情，很是焦急。当他听到有第三国际背景的史沫特莱在议论鲁迅不是时，他借题把她痛骂了一顿，以致把她骂得哭了。雪峰说，他这样做，“有点借题发挥，找出气口”。为了让鲁迅摆脱困境，既然这困境最终是第三国际造成的，他转而就近去找也可能有第三国际背景或对其有影响的宋庆龄。在冯雪峰看来，宋庆龄的威望、人品、对中国社会和对鲁迅的了解，远比远在万里之外遥控着中国革命的洋人要强多了。所以他经常去向宋庆龄请益，即使文艺界的一些小事，也请宋庆龄参与。如有一次宋约请他吃饭，把林语堂也带去了，“席间，宋先生告诉林语堂，冯先生是从陕北来的，他有一件事求你……这时我就把事先准备好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置于桌上，赶鸭子上架，他碍着宋先生的面子，只好签了。”（1973年1月6日冯雪峰谈话记录） 冯雪峰意识到，反对鲁迅的“国防文学”派后台很硬，当时鲁迅是很孤立的，连茅盾也站在鲁迅的对立面。他从中国左翼文艺前途、中国革命前途考虑，也可能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他坚定地认为，鲁迅这面旗帜不能倒，中国革命文艺乃至中国革命需要鲁迅，冯雪峰说：“鲁迅的地位是谁也取代不了的，当时有人自以为可以取代他，而有些人又想另找人取代他。”（1972年11月间雪峰谈话记录）。为此，他做了多方面的工作。
